這些研究奠定了係統科學方法論在新聞傳播研究中的穩固地位，今天我們倒不覺得有什麼新鮮感了，也就是說，係統科學方法在新聞傳播研究中的應用發展已經“飛入花叢皆不見”。
3）傳播學作為方法論導入傳統新聞學研究
在此階段，新聞傳播研究方法另一個引人注目的變化是傳播學作為方法論的導入。由於方法是傳播學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這種先天性特征隨著傳播學傳入中國而一起導入新聞學界，並引起了相當關注。參加1982年全國“首次傳播學座談會”的大部分專家認為傳播學定量與定性相結合的方法以及研究方法，如社會調查、實驗法、內容分析法等“有很大的先進性”，同時“有些是唯心主義的、煩瑣的”。（59）由此可見，作為方法的傳播學一開始就是學界關注的焦點之一。此後，風起雲湧的新聞調查以及其在我國新聞傳播發展中的巨大影響更是初步彰顯了傳播學方法的價值和意義。
1984年，傳播學因被貼上“資產階級新聞學”的標簽而暫緩發展。不過，隨著“反精神汙染”運動的很快結束，傳播學研究方法再次引起關注和討論，並於1980年代中後期達到第一個高潮。“導入西方傳播學，吸取傳播學中的合理內核，改造中國傳統新聞學，這是當時大多數研究傳播學人士的想法”。（60）祝建華在1985和1986年的《新聞大學》上係統介紹了傳播學的三大量化研究方法——實地調查、內容分析和控製實驗。王誌興和郭建就“傳播學方法論”問題開展了富有建設性的討論、爭論。二者爭論的焦點是傳播學方法論的缺陷，但對傳播學方法論本身和其意義並無異意。王誌興認為，傳播學把各領域裏種種個別現象作為一類共同現象——傳播現象，揭示其共性和內在聯係，是一種高度抽象和有力綜合。這種研究問題的總的方式及其具體方法，對於新聞學研究具有方法論意義，必將引起概念、範疇、體係上的一係列變化。首先，將新聞傳播現象置於廣闊的社會背景來研究；其次，將研究領域從以報刊為主擴展到廣播、電視、新聞電影等；再次，將新聞擴展為信息；最後，增加定量研究。（61）當然，此階段傳播學主要處於引介階段，不管是方法論還是具體方法，都是介紹多，除了新聞調查外，真正付諸研究實踐的少。
在1986年8月召開的“第二次全國傳播學討論會”上，有研究者提出，在我國新聞學向傳播學發展過程中要經過新聞傳播學這個階段，當前應組織力量，建立新聞傳播學（62）。在這一倡議下，新聞傳播學建設成為此後相當長時間內探討的主要議題，也開始嚐試用傳播學的原理、框架和方法去分析一些現象或媒介產品，更有“新聞學轉向大眾傳播學”的呼聲。（63）
傳播學作為方法論不僅表現在新聞理論研究和新聞傳播學科建構上，它對新聞史的研究也有啟發意義。尹韻公在談及《中國明代新聞傳播史》的研究方法時寫道：
傳播學的崛起，使新聞學的研究擺脫了以往那種光是直勾勾地盯著報紙本身的源流和沿革，而忽視了對古代社會其它新聞傳播現象給予必要關注的困境，從而拓寬了研究領域的視野，給新聞學研究灌注了新的強有力的活力。經過傳播學的洗禮，新聞學的研究麵貌煥然一新。（64）
傳播學方法，尤其是“5W”分析架構，也為部分近現代史研究者所采用，如閭小波著《中國早期現代化中的傳播媒介》一書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美國傳播學家拉斯韋爾所提出的‘5W’模式”，（65）成為新聞傳播學僅有的、向外“輸出”的方法。
總之，傳播學的方法論的意義已經在新聞學研究中得到全麵認可，基本方法得到初步應用，價值得到初步彰顯。
5.3.3 1996年至今：重視並討論研究方法問題，研究方法逐漸多樣化
隨著傳播學對傳統新聞學的影響日益深入、海內外學術交流的增多以及新聞傳播學術自身的積累，越來越多的學者認識到研究方法之於我國新聞傳播研究的重要性，並對此展開了反思和討論。
1）關於研究方法的論述
（1）黃旦關於新聞理論研究方法的論述。黃旦深感中國新聞理論研究不盡人意，並試圖在“研究態勢”上尋求解決之道，主要有：①突破“記者式”研究的框架。長期以來，我國新聞理論研究有兩種現象：一是研究者醉心於一些熱門話題，論題十分集中，就像記者搶熱點；二是隻述不作，有“理”無“論”。黃旦將之稱之為“記者式”研究。（66）這種研究態勢的實質是“把學問作為一種經世致用的一種直接手段”，“宣傳”價值大於“學術”價值，致使研究者的視野受到禁錮，創造力受到抑製，阻礙新聞理論研究的深入。黃旦認為，要突破這種態勢，有兩項基礎工作要做：一是要澄清認識上的偏差，站在學術的立場上來看待新聞學的應用性，作為一種知識體係，有其曆史的積累和繼承過程，因此要走向曆史，去“熟悉新聞傳播史和新聞學說史”；二是要端正學術研究的風氣，靜下心來，耐得寂寞，做一點紮紮實實的學術研究。②“回到曆史去”。包括三方麵意思：一是要了解新聞傳播產生、發展及其演變的基本曆史；二是要了解新聞思想變化、發展的基本軌跡；三是要在懂“史”知“史”的基礎上，從動態的、聯係的、發展的過程去研究新聞理論。黃旦的這些提法實際上是統一的，即提倡新聞理論研究者貫徹科學研究“曆史與邏輯相一致”的原則，要有曆史意識，做增量意義上的研究。
（2）孫旭培關於研究方法的論述。孫旭培對新聞傳播研究方法的提倡和論述可能是目前我國新聞傳播學界最多的一位。主要包括：①講究學術規範。沒有規矩，不成方圓。學術規範就是學術研究的遊戲規則。這個常識性的問題在新聞學研究中卻遲遲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孫旭培認為，我國新聞學研究深度不夠，質量不高的原因之一是對學術規範不夠重視。他在《學術規範與新聞學研究的深化》一文中總結的不規範現象有：（a）大而不新；（b）沒有定義、隨感式地表達對研究對象的認識；（c）用權威法代替旁征博引的研究；（d）不充分占有資料而斷然下結論；（e）輕視采用新的研究方法；（f）粗疏浮躁；（g）不核對原始資料，以訛傳訛；（h）不重視引證注釋。這些總結都是非常切中肯綮的。（67）②講究研究方法。孫旭培認為，搞好原創性研究，一要強調規範，二要講究方法。（68）他這裏所說的研究方法，是指研究要有論證，而不能寫成“隨感錄”或“夾敘夾議的散文”。例如運用思辨方法的論文，對自己的基本的研究對象要加以定義，而不能讓概念的含義像“遊蛇般地走動”。總之，不管是什麼具體方法，都必須是按照科學方法來操作，而不能隨意而為或“有感而發”。
（3）卜衛關於傳播學研究方法的係統介紹與評述。1994-1997年間，卜衛先後發表8篇有關傳播研究方法的論文，係統介紹和評述了傳播學研究方法問題，內容涉及傳播學方法論、思辨研究、定性研究、定量研究、實證研究以及控製實驗、社會調查和內容分析等具體研究方法，尤其是對一些含混不清的問題做了說明，如方法論與研究方法的關係、定性與定量的關係、思辨研究等。
此外，陳力丹、陳崇山等對研究規範和方法問題也有過論述。（69）
如果說上述幾位研究者的論述隻是個別行為，那麼麵向在校博士生和青年教師的“複旦大學中外新聞傳播理論研究與方法暑期講習班”的連續舉辦以及2007年由《新聞大學》組織的“中國新聞史研究現狀”筆談就是學界關於研究規範和研究方法的集體反思和討論。另外，關於研究方法的教材、專著和譯著在2000年以後相繼出版，如《大眾傳播學的定量研究方法》（戴元光、苗正民，2000）、《傳播學研究方法》（王錫苓，2002）、《電視傳播研究方法》（劉燕南，2003）、《傳播學研究理論與方法》（戴元光，2003）、《大眾媒介研究導論》（羅傑？D？維曼等著，金兼斌等譯，2005）、“新聞與傳播學譯叢·傳播學研究方法係列”（共4冊，喻國明、展江主編，2005）等，這表明整個新聞傳播學界已經開始重視研究方法問題。
2）多種研究方法的初步應用
（1）比較研究。比較研究在新聞傳播研究中是一種常見的研究方法。《報刊的四種理論》（施拉姆等，1956）、《一個世界，多種聲音》（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80）就是新聞傳播比較研究的經典文獻。在我國新聞學研究的早期，如徐寶璜著《新聞學》、邵飄萍著《實際應用新聞學》，已經開始“有目的地介紹歐美、日本的新聞學理論和報業狀況，可說是開了中西新聞比較研究的先河”，（70）甚至出現了比較研究的專文（71），但畢竟沒有作係統的比較研究。更準確一點說，這些著作大部分是對西方新聞理論和實務的引介，並沒有作時間或空間上的對比。這種引介研究一直是我國新聞傳播研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隻不過在引進的源頭上先後經曆了“歐、美、日—前蘇聯—美、歐”幾個階段。
比較研究真正開始並漸成氣候還得從1980年代中期算起。起初的比較研究較多地是把新聞作品與其他作品作比較，如與文學作品的比較；之後轉為新聞理論、新聞傳播實踐、新聞傳播製度等領域的比較，並在2000年以後達到一個新的高峰。就共時性和曆時性比較來看，有時間跨度的新聞傳播史研究都可稱之為比較研究，而曆史研究是我國新聞傳播研究中開始較早、成果較豐富的研究。但本書這裏要分析的比較研究不包括這一部分，而是專門的比較研究。
從研究內容上看，理論、業務、曆史、教育方麵的比較研究均有；從內容涉及的範圍上看，既有新聞傳播多方麵的對比，如鍾大年主編《香港內地傳媒比較》（2002）、顧潛著《中西方新聞傳播：衝突·交融·共存》（2003）、郝明工著《無冕國度的對舞：中外新聞比較研究》（2003）、薛中軍著《中美新聞傳媒比較：生態·產業·實務》（2005）；又有某一方麵的對比，如張西明著《張力與限製：新聞法製與自律的比較研究》（2002）、姚裏軍著《中西新聞寫作比較》（2002）、徐琴媛著《中外新聞發布製度比較》（2005年）等。在比較方的選擇上，多為中外之比，立足點是中國大陸，“外”則包括英國、德國、法國、美國、日本、俄羅斯以及中國香港、台灣，但主要是美國。
在上述比較研究中，關於比較新聞傳播學科研究成果最為豐富。1994年社科院新聞所陶涵主編的《比較新聞學》“填補了中國大陸新聞學研究領域的一項空白”。（72）雖然冠之以“學”，但該書並沒有闡明比較新聞學的研究對象、內容、方法以及學科性質等，而是直接比較了理論、法製、所有權、管理等幾個方麵。
同年出版的、由武漢大學樊凡主編的《中西新聞比較論》初步闡述了中西新聞比較研究的內容和方法。研究內容包括新聞基本理論、新聞政策與新聞體製、新聞自由與新聞控製、新聞道德與新聞法製、新聞媒介功能與新聞實務、新聞裝備與新聞管理、新聞消費與新聞審美、新聞記者的成才道路、廣播電視、新聞攝影、新聞漫畫、新聞教育、新聞事業史、新聞寫作發展史的比較等等。（73）作者認為，中西新聞比較研究常用的方法有：平行研究、影響研究、闡發研究（74）、關係研究、整體研究、多學科多側麵的交叉研究等等。該書的研究方法是在“多學科多側麵交叉研究的方法論旗幟下”的文化哲學角度，（75）內容偏重於新聞傳播哲學。此後還出版了《比較新聞學》（劉夏塘，1997）、《中西新聞比較論綱》（童兵，1999），雖然內容和形式有所擴展，但仍沒有從學科角度論述何為“比較新聞學”。
2002年出版的童兵著《比較新聞傳播學》在第一章簡略地論述了比較新聞傳播學的研究目的、對象和方法，但在內容上與《中西新聞比較論綱》無太大差別。值得一提的是，2004年出版的《比較新聞傳播學導論》（孔正毅、包鵬程、朱普明）也以新聞傳播學為題。比之更早的2001年，有學者提出了“比較大眾傳播學”的概念，認為“比較大眾傳播學”是介於“比較新聞學”與“比較傳播學”之間的一個層次的學科，其涵蓋範圍比“比較新聞學”要寬，比“比較傳播學”要窄，可以說是對“比較新聞學”的一種學科層次的提升，更符合比較新聞學自身的發展邏輯（蔡尚偉、黃順銘，2001）。比較新聞傳播學有向比較大眾傳播學、比較傳播學邁進的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