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林發現“符號話語分析、傳受主體分析和媒介理論”在2004年我國新聞傳播理論研究取向中位列榜首（共26篇，占23%），標誌著我國開始把新聞文本從作為新聞實務的編輯、加工、校對、采寫等的研究，轉到“從文本內在結構分析文本製作者與社會語境的關係，論證社會強勢權力關係”。（123）倪林沒有在文中說明“符號話語分析、傳受主體分析和媒介理論”是如何界定的，因此也無法核實結果是否如此。從其所舉的幾個例子來看，對文本、話語分析理論和方法的介紹較多。不過，可以肯定的是，本書、話語分析法已經開始逐步運用到新聞傳播研究中。
②定量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新聞傳播定量研究是指“根據一定的有代表性數量的新聞現象、新聞實踐、新聞觀點，運用科學的測量手段，如調查、實驗、模型、表格、統計等，對其進行數字描述和分析，得出符合客觀實際的結論的研究方法”。（124）常用的研究方法有調查法（主要是問卷調查法）、內容分析法和控製實驗法。
1978年以來，我國新聞傳播定量研究經過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1982-2000），以受眾調查為主，主要方法是社會調查法，前文已做過論述；第二個階段（2000年至今），采用定量研究的一般學術論文和學位論文增多，主要方法是內容分析法和社會調查法。內容分析法主要用於研究媒介形象和某一問題（領域）的研究現狀分析。除了受眾調查外，社會調查法主要應用在對傳播學經典理論的驗證性研究中。
祝建華認為目前大陸學者開展的定量研究多為對研究對象的描述。描述性研究雖然可以作為研究某一問題或者現象的起點，但是對事物本質的揭示和理論檢驗缺少貢獻。也就是說，我們剛剛站在量化研究的起點上，需要向“理論化”努力。“精確化隻是科學化的一個充分條件，而非必要條件。科學化的必要條件是理論化”，“科學化的真諦是理論化”。定量研究追求精確化，資料的數據化呈現的確使研究結果做到了精確化，但必須通過變量之間的檢驗分析提出“理論”，不僅能描述“是什麼、發生了什麼？”，而且更能說明“為什麼發生？”和“是否還會發生？”（125）
新聞傳播研究方法是新聞傳播學術的重要構成，研究方法得到重視、充分討論之時，也是新聞傳播學術大發展之時。新時期我國新聞傳播研究方法經曆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978-1982），開始恢複馬克思主義基本研究方法。由於思想解放的有限性，學界關於馬克思主義方法的認識和應用都是初步的，恢複的程度也是有限的，但從曆史發展的角度看，這種有限的恢複仍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第二階段（1983-1995），調查研究風起雲湧，係統科學方法全麵滲透，傳播學作為方法論導入。受眾調查雖是新聞傳播研究方法論的革新，但其直接的推動力量和根本目的是服務於新聞改革。係統科學中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方法以及二者之間相交叉出現的新學科表明其對新聞傳播研究的滲透是全麵的。傳播學則肩負著改造傳統新聞學的使命，在方法論、具體方法和理論體係上對傳統新聞學影響最大，這是新時期新聞傳播學術發展的重要特點之一。
第三階段（1996至今），學界普遍開始重視並討論研究方法問題，研究方法逐漸多樣化。研究規範和方法在學界得到普遍關注和重視是新聞傳播學術成熟的標誌之一。比較研究、人文主義研究方法（現象學方法、解釋學方法）、實證主義研究方法（定性研究中的觀察法、個案法、訪談法、文本分析法以及定量研究中的社會調查、內容分析）等多樣研究方法的應用則促使新聞傳播研究朝多元化發展。
注釋：
（1）童兵主編：《中西新聞比較論綱》，新華出版社1999年版，《前言》，第3頁。
（2）廖聖清：《20世紀90年代西方大眾傳播學研究》，複旦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3年4月。
（3）[美]羅？傑D？維曼等著，金兼斌等譯：《大眾媒介研究導論》，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9頁。
（4）[美]羅？傑D？維曼等著，金兼斌等譯：《大眾媒介研究導論》，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9-10頁。
（5）風笑天主編：《社會研究方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頁。
（6）本書把research approach翻譯為研究途徑。
（7）李喜根：《“美國式的研究”才是高質量的研究？——淺談新聞與大眾傳播研究方式》，《國際新聞界》，2006（7）：45-49。
（8）沙蓮香：《傳播學——以人為主體的圖象之謎》，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311頁。
（9）卜衛：《傳播學實證研究的方法論問題》，《新聞與傳播研究》，1994（4）：8-15轉7。
（10）學界對傳播學方法範式說法不一。台灣學者劉駿州（1994）有實證、詮釋、批判三大範式的提法。卜衛（1996a）認為，批判範式“更像一種類似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而不像用於某種研究的工具”，但在某項具體研究的過程中，它綜合采用定性和定量方法，所以，仍屬實證範疇。而詮釋範式強調對文本意義的理解，直接操作的對象也是事實（文本），而非概念，因此，它亦為實證方法範式。本書以卜衛的說法為準。
（11）卜衛：《傳播學方法論引言》，《國際新聞界》，1996（4）：32-38。
（12）李承貴：《20世紀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方法問題》，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97頁。
（13）李承貴：《20世紀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方法問題》，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頁。
（14）當然，馬克思主義本身是一套科學的方法論，但本書是在“方法類型體係”意義上來使用方法論概念的，在此層麵上，“馬克思主義與科學方法仍是有很大區別的”（李承貴，2001：8-9）。關於馬克思主義方法的內容、特征、教條化的表現及後果，本書均引自李承貴先生在《20世紀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方法問題》一書中的論述，詳見該書第120-129頁、第376-383頁。
（15）這裏的“定性研究”有特指，但為了避免注釋過長和敘述上的連貫性，本書將其具體含義放在本章第六部分即“實證主義方法論及具體方法”部分來揭示。但要說明的是，它與下文不加引號的定性研究含義不同。
（16）李秀雲：《中國新聞學術史（1834-1949）》，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36頁。
（17）徐培汀、裘正義：《中國新聞傳播學說史》，重慶出版社1994年版，第268頁。
（18）何誌武、孫旭培：《有感而發不是定性研究——對於新聞學定性研究的思考》，《國際新聞界》，2007（2）：44-47。
（19）李公凡：《基礎新聞學》，上海聯合書店1931年版，第22-23頁。
（20）李公凡：《基礎新聞學》，上海聯合書店1931年版，第5頁。
（21）徐培汀、裘正義：《中國新聞傳播學說史》，重慶出版社1994年版，第417頁。
（22）黃天鵬：《新聞學入門》，上海光華書局1933年版，第4-5頁。
（23）黃天鵬：《新聞學入門》，上海光華書局1933年版，第12頁。
（24）李秀雲：《中國新聞學術史（1834-1949）》，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96頁。
（25）徐培汀、裘正義：《中國新聞傳播學說史》，重慶出版社1994年版，第304頁。
（26）甘惜分：《新聞理論基礎》，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10頁。
（27）甘惜分：《新聞理論基礎》，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1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