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大學裏相應的建製與研究生課程組合
1978年，我國新聞傳播本科生與碩士生教育同步恢複。1985年，新聞傳播學開始培養博士生。1999年，新聞傳播學有了博士後流動站。2005年在教育部備案的新聞學專業點達到661個、碩士點123個、博士點19個、一級學科博士學位授權點6個，博士後流動站3個。新聞傳播學在高等院校的建製已經完成，規模已經相當大，且正在保持高速增長。
研究生課程方麵。在研究生培養方式上，我國在事實上執行的是“一對一”的師傅帶徒弟模式（尤其是博士研究生），導師通常注重個別化的指導，強調科研訓練（博士生基本上以研究為主），而不是課程訓練。各個培養機構關於研究生課程及其組合的設計差異較大，但一般可分為公共課、專業基礎課、專業課（方向課）。複旦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武漢大學三校新聞學博士課程設置情況：
三校新聞學博士課程差異較大，同是新聞學專業因研究方向不同也有較大差異，但都注重開設名之為“研究”的課程，注重其他學科前沿知識的了解和掌握。
3）專業研究者、專業出版物和研究基金
據統計，當前我國新聞傳播學專業教師約1萬人，其中教授約1000人。（39）由於高等院校在職稱評定、晉級時普遍把科研成果當作硬性的標準，所以高等院校的教師基本上都可以視為研究者。另外，還有中國社會科學院係統的專職研究人員、大眾傳媒機構研究單位的專職研究人員、在讀博士生等等，我國新聞傳播研究人員在總體規模上也已經很大。
專業出版物方麵，有《新聞與傳播研究》、《新聞大學》、《現代傳播》、《國際新聞界》、《中國廣播電視學刊》、《新聞界》、《當代傳播》等專業學術期刊，還有《中國記者》、《新聞戰線》、《青年記者》等以業務研究和經驗交流為主的專業期刊。
研究基金方麵有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教育部各類研究資助、各省市社科科學基金、各省市教育部門研究資助等，還有部分大眾傳媒機構自設或與專業研究機構合作開展的研究項目。總的來看，政府是新聞傳播研究資助的主要提供者，民間資助一般表現為橫向委托項目，但注重應用研究且數量有限。在這種情況下，除重大基礎性研究外，政府導向下的應用性、對策性研究為數不少。
綜上所述，從外在標準來看，我國新聞傳播學科已達到一個較高水平。外部建製的完善與內部知識體係的孱弱是當前我國新聞傳播學的基本狀態。外部條件的充分實現給我們進一步完善內部知識體係提供了難得的機遇，但它並不能說明內部知識體係本身已經成熟，對此我們需要有個清醒的認識。
6.2 推進新聞改革
6.2.1 1942和1956年兩次新聞改革與新聞學研究
新時期的曆史也是改革開放的曆史。我國新聞傳播事業的有限開放是加入WTO（2001年12月）以後的事；改革則是新時期以來的主調之一。喻國明的話也許有代表性：
在當代中國，或許沒有什麼比改革更能深刻地影響和改變著我們生活的方方麵麵——從外在的體製到我們的靈魂。改革與時代遭遇，我們與改革同行。對於我們這一代學人而言，追隨改革、投身改革似乎已經成為了一種獨特的人生理念和近乎宗教般的研究主題。（40）
本書關注的是，新聞改革與學術研究是怎樣的互動關係，或者說研究者如何通過對相關問題的論述來參與新聞改革？為了回答這一問題，我們還得回顧一下新時期之前的兩次改革，一是1942年延安解放日報改版，一是1956年人民日報改版，以考察學術界在其中的作用，並與新時期新聞改革中學術界的參與情況相對比。
從曆史背景上看，1942年延安解放日報改版是在中國革命的關鍵時期、與“整風運動”一起、在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具體指導下進行的，結果是解放日報成為“一張真正的、完全的黨中央機關報”。（41）經過改版的解放日報在思想、組織上的曆史貢獻是巨大的，“絕不是一張普通的新聞紙所能比擬的”。（42）由於改版之前缺乏對新聞學大規模的研究，改版的過程就是研究的過程，而且是“比較集中的、深入的大膽探索”。（43）圍繞改版而發表的一係列社論、文章，如社論《致讀者》、《把我們的報紙辦得更好些》、《黨與黨報》以及陸定一《我們對於新聞學的基本觀點》、胡喬木《報紙是教科書》等，都是我國無產階級新聞學的經典文獻和理論基礎，至今仍有強大的生命力和影響力。與此同時，重慶《新華日報》、《晉察冀日報》等也發表了一些有關新聞學的論述。“如此集中在一年多的時間內把實踐上升為理論，又轉過來指導實踐，不但是史無前例，就是在此後50年中，也沒有再度興起這樣新聞學研究的高潮。”（44）當時並無專業新聞研究者，宣傳戰線上的主要領導既是新聞改革的執行者、推動者，又是新聞研究的主體，這種“兩位一體”的狀況帶來的是新聞改革與新聞研究高度互動。
1956年人民日報改版是在由革命到建設、由全麵學習蘇聯到開始獨立自主、從視知識分子為異己到重新看待、重視知識分子並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大背景下進行的。（45）改版的側重點是如何做到既是“黨的報紙”，又是“人民的報紙”，以與我國社會主義的發展相適應。改版也是在中央直接領導下由人民日報社主要領導人如胡績偉、鄧拓具體操作落實的。宣傳主管部門的領導人如胡喬木、陸定一也做了不少具體工作。但三方的意見並非一直是一致的。中央對這次改版開始是支持的，但態度、意見不統一、不穩定。因此改版過程中，具體執行者對中央政策往往要靠揣摩、試探，這種不確定性使得雙方分歧越來越大。這次改版最終隻是曇花一現，但它在理論上的探索是極具學術價值的。這些理論探索主要體現在改版準備階段所做的讀者調查、報送中央的改版報告，以及改版實施階段的社論《致讀者》（1956年7月1日）、《中共中央批轉編輯委員會向中央的報告》（1956年8月）。其中改版報告“是對傳統新聞學理論的一次重大突破”，（46）即對1942年延安解放日報改版以來所形成的“完全黨報”模式的突破，探索如何在新的形勢下充分發揮報紙的功能。與1942年解放日報改版一樣，人民日報的這次改版既是全國報紙改革的一個代表，又帶動了全國報紙的競相改革。（47）
這次新聞改革中有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就是新聞改革與新聞學研究的關係。這個時期，我國新聞理論研究最具代表性、最前沿的探索是王中提出的一係列觀點和命題，如“辦報人要有讀者觀念”、報紙具有宣傳工具和商品兩重性、報紙發展的幾個規律等。實際上在人民日報改版之前，王中已提出報紙的兩重性問題：
所以，我說報紙還是兩重性，在中國共產黨的報紙決議當中提到，共產黨的機關報是黨的報紙也是人民的報紙，《人民日報》改版後，也這樣講，第一句話就是我們是共產黨的報紙，也是人民的報紙。（48）
餘家宏、丁淦林認為，由於教學改革和新聞改革的需要，王中開始研究新聞理論。王中主張，“報社一有動作，新聞係教師就能對它作理論分析，並預見它的發展趨向”。（49）王中關於新聞理論研究的第一個階段集中在1956年初至1957年7月，與以人民日報為代表的新聞改革是同步的。1956年7-8月間，王中率領新聞係部分教師赴無錫、南京、濟南、青島等地考察，回來後撰寫《新聞學原理大綱》，主講《新聞學概論》。（50）丁淦林認為，王中的新聞觀點和主張，“是為當時的新聞改革開路的，他是名副其實的新聞改革理論家”。（51）雖然我們不能從相關文獻中直接找出這次改版與王中的新聞觀點和理論有直接關係，但從時間、王中的論述、其他學者的研究等側麵來看，仍然可以認為二者有密切關係，包括改版的失敗和王中新聞觀點被錯誤批判。專業新聞研究者的研究直接促進新聞改革，這是1942年延安解放日報改版中所沒有的。雖然“凡事皆有術而後有學”，但一旦把握住事物發展的一般規律，新聞理論研究仍可以預測、指導新聞實踐。這也是理論研究的根本目的之一。
6.2.2 新時期新聞改革的三次跨越與新聞傳播研究的互動
與上述兩次新聞改革相比，新時期的新聞改革特點是，改革是傳媒業自發進行的，並與我國政治、經濟體製改革同步。20世紀80年代新聞改革的中心議題是對傳媒功能的重新定位，90年代則是對傳媒性質的重新定位。（52）在時間階段上，新時期以來的新聞改革除了1990前後有所間斷外，幾乎是連續的，沒有像上述兩次改革那樣具有明顯的標誌性事件。但在社會變革影響甚至決定下的新聞改革，在不同階段新聞改革有不同的訴求，從而呈現出特定的階段性。
關於新聞改革階段的劃分，李良榮及其指導的博士生李曉林、林暉的劃分方法具有代表性。李良榮認為，1978年以來我國新聞改革可分為五個階段：第一階段（1979年初-1982），新聞媒介的撥亂反正期；第二階段（1983-1986），信息概念引進，新聞媒介功能重新定位；第三階段（1987-1989年上半年），提出了輿論監督問題；第四階段（1989年下半年-1991年底），反思階段，重新確立黨報黨性原則的權威；第五階段（1992年以來），新聞事業屬性的重新界定。（53）後來，李良榮提出“三次跨越”的劃分方法：第一次跨越為“高揚新聞規律旗幟”（1978-1982）；第二次跨越為“引進信息概念”（1983-1991）；第三次跨越為“重新認定新聞事業性質”（始於1992年）。（54）上述第一種劃分方法突出新聞改革在時間上的進程，比較細致；第二種則突出新聞改革的成績，或累積上的變化，偏於宏觀，但兩種劃法基本上是一致的。按照第二種思路，林暉認為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中國新聞業進入以“結構調整為主線，以集團化建設為特點”的新一輪改革階段。（55）這一階段以1996年廣州日報報業集團成立為時間上的標誌。如果再細分的話，2002年底加入WTO顯然也可以稱為我國新聞改革的又一個新階段。但包括傳媒集團成立、入世影響下的中國新聞傳播改革究竟如何發展下去，尚需“再觀察”，而不是匆忙地下結論。前麵幾個階段的新聞改革目前也並非是“完成時”。舊的改革尚沒完成，新的改革業已開始，各種訴求混合在一起恰恰是新時期我國新聞改革的特征之一。
根據本書關於研究主體的論述我們可以知道，新聞傳播學術場域、實務場域和政治場域不再像1942和1956年新聞改革之時結合地如此緊密，前者呈現出一定程度的獨立性。在這種背景下，新聞傳播研究與新聞改革的互動主要表現為，新聞改革引發新聞傳播學術創新，同時新聞傳播研究通過對新聞改革的論述為其順利推進提供理論上、觀念和輿論上的支持。新聞改革是新時期我國新聞傳播研究的主題內容之一，本書已在前麵有過敘述，不再贅述。下麵我們將考察的是新聞傳播研究如何推動新聞改革。
新聞傳播研究推進新聞改革的方式不外乎兩種：一是直接的，例如政府或大眾傳媒機構采納了某項研究，或委托研究人員開展某項研究並提交報告，或者交由研究人員直接參與相關政策的製定和製度設計等。如中國傳媒大學曹璐曾完成中宣部新聞局委托課題：“新聞宣傳質量評估標準調研、設計與論證”、“四家電子媒介十四屆六中全會精神宣傳情況及北京地區受眾反饋的調研報告”、“新聞宣傳質量評估體係課題研究報告”等（56）。再如，中宣部新聞局於2007年2月6日給中國人民大學新聞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發來感謝信，認為鄭保衛教授的論文和發言“見解獨到，具有較強的學術性和參考價值”，為相關報告的起草“提供了不少有價值的觀點和素材”（57）。鄭保衛還曾主持完成中宣部委托的三項課題：《中國媒體格局變化及競爭力比較研究》、《輿論引導藝術與規律》、《新聞學熱點問題研究》（58）。三項研究都切中了新聞傳播與社會發展的熱點問題。由此可見，在重大決策問題上，領導層還是非常願意聽聽學術界的意見的。二是間接的，研究成果經過擴散轉化為一種“常識”，為大多數人所理解和接受，進而演化為一種觀念，促使政策、法律的出台，最後成為一種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