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周作人先生所譯的日本與謝野晶子的《貞操論》（《新青年》四卷五號），我讀了很有感觸。這個問題，在世界上受了幾千年的無意識的迷信，到近幾十年中，方才有些西洋學者正式討論這問題的真意義。文學家如易卜生的《群鬼》和Thomas Hardy（托馬斯·哈代）的《苔絲》（Tess），都帶著討論這個問題。如今家庭專製最厲害的日本居然也有這樣大膽的議論！這是東方文明史上一件極可賀的事。
當周先生翻譯這篇文字的時候，北京一家很有價值的報紙登出一篇恰相反的文章。這篇文章是海寧朱爾邁的《會葬唐烈婦記》（1918年7月23、24日北京《中華新報》）。上半篇寫唐烈婦之死如下：
唐烈婦之死，所閱灰水，錢鹵，投河，雉經者五，前後絕食者三；又益之以砒霜，則其親試乎殺人之方者凡九。自除夕上溯其夫亡之夕，凡九十有八日。夫以九死之慘毒，又曆九十八日之長，非所稱百挫千折有進而無退者乎……
下文又借出一件“俞氏女守節”的事來替唐烈婦做陪襯：
女年十九，受海鹽張氏聘，未於歸，夫夭，女即絕食七日；家人勸之力，始進糜曰，“吾即生，必至張氏，寧服喪三年，然後歸報地下。”
最妙的是朱爾邁的論斷：
嗟乎，俞氏女蓋聞烈婦之風而興起者乎？俞氏女果能死於絕食七日之內豈不甚幸？乃為家人阻之，俞氏女亦以三年為己任，餘正恐三年之間，凡一千八十日有奇，非如烈婦之九十八日也。且絕食之後，其家人防之者百端……雖有死之誌，而無死之間，可奈何？烈婦倘能陰相之以成其節，風化所關，猗歟甚矣！
這種議論簡直是全無心肝的貞操論。俞氏女還不曾出嫁，不過因為信了那種荒謬的貞操迷信，想做那“青史上留名的事”，所以絕食尋死，想做烈女。這位朱先生要維持風化，所以忍心害理地巴望那位烈婦的英靈來幫助俞氏女趕快死了，“豈不甚幸”！這種議論可算得貞操迷信的極端代表。《儒林外史》裏麵的王玉輝看他女兒殉夫死了，不但不哀痛，反仰天大笑道：“死得好！死得好！”（五十二回）王玉輝的女兒殉已嫁之夫，尚在情理之中。王玉輝自己“生這女兒為倫紀生色”，他看他女兒死了反覺高興，已不在情理之中了。至於這位朱先生巴望別人家的女兒替他未婚夫做烈女，說出那種“猗歟盛矣”的全無心肝的話，可不是貞操迷信的極端代表嗎？
貞操問題之中，第一無道理的，便是這個替未婚夫守節和殉烈的風俗。在文明國裏，男女用自由意誌，由高尚的戀愛，訂了婚約，有時男的或女的不幸死了，剩下的那一個因為生時愛情太深，故情願不再婚嫁。這是合情理的事。若在婚姻不自由之國，男女訂婚以後，女的還不知男的麵長麵短，有何情愛可言？不料竟有一種陋儒，用“青史上留名的事”來鼓勵無知女兒做烈女，“為倫紀生色”，“風化所關，猗歟盛矣！”我以為我們今日若要作具體的貞操論，第一步就該反對這種忍心害理的烈女論，要漸漸養成一種輿論，不但永不把這種行為看作“猗歟盛矣”可旌表褒揚的事，還要公認這是不合人情，不合天理的罪惡；還要公認勸人做烈女，罪等於故意殺人。
這不過是貞操問題的一方麵。這個問題的真相，已經與謝野晶子說得很明白了。她提出幾個疑問，內中有一條是：“貞操是否單是女子必要的道德，還是男女都必要的呢？”這個疑問，在中國更為重要。中國的男子要他們的妻子替他們守貞守節，他們自己卻公然嫖妓，公然納妾，公然“吊膀子”。再嫁的婦人在社會上幾乎沒有社交的資格；再婚的男子，多妻的男子，卻一毫不損失他們的身分。這不是最不平等的事嗎？怪不得古人要請“周婆製禮”來補救“周公製禮”的不平等了。
我不是說，因為男子嫖妓，女子便該偷漢；也不是說，因為老爺有姨太太，太太便該有姨老爺。我說的是，男子嫖妓，與婦人偷漢，犯的是同等的罪惡；老爺納妾，與太太偷人，犯的也是同等的罪惡。
為什麼呢？因為貞操不是個人的事，乃是人對人的事；不是一方麵的事，乃是雙方麵的事。女子尊重男子的愛情，心思專一，不肯再愛別人，這就是貞操。貞操是一個“人”對別一個“人”的一種態度。因為如此，男子對於女子，也該有同等的態度。若男子不能照樣還敬，他就是不配受這種貞操的待遇。這並不是外國進口的妖言，這乃是孔丘說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孔丘說：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
孔丘五倫之中，隻說了四倫，未免有點欠缺。他理該加上一句道：
所求乎吾婦，先施之，未能也。
這才是大公無私的聖人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