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918年）北京通俗講演所請我講演“喪禮改良”，講演日期定在11月27日。不料到了11月24日，我接到家裏的電報，說我的母親死了。我的講演還沒有開講，就輪著我自己實行“喪禮改良”了！
我們於25日趕回南。將動身的時候，有兩個學生來見我，他們說：“我們今天過來，一則是送先生起身；二則呢，適之先生向來提倡改良禮俗，現在不幸遭大喪，我們很盼望先生能把舊禮大大地改革一番。”
我謝了他們的好意，就上車走了。
我出京之先，想到家鄉印刷不便，故先把訃帖付印。訃帖如下式：
這個訃帖革除了三種陋俗：一是“不孝××等罪孽深重，不自殞滅，禍延顯妣”，一派的鬼話。這種鬼話含有兒子有罪連帶父母的報應觀念，在今日已不能成立；況且現在的人心裏本不信這種野蠻的功罪見解，不過因為習慣如此，不能不用，那就是無意識的行為。二是“孤哀子××等泣血稽顙”的套語。我們在民國禮製之下，已不“稽顙”，更不“泣血”，又何必自欺欺人呢？三是“孤哀子”後麵排著那一大群的“降服子”、“齊衰期服孫”、“期”、“大功”、“小功”等親族，和“抆淚稽首”，“拭淚頓首”等有“譜”的虛文。這一大群人為什麼要在訃聞上占一個位置呢？因為這是古代宗法社會遺傳下來的風俗如此。現在我們既然不承認大家族的惡風俗，自然用不著列入這許多名字了。還有那從“泣血稽顙”到“拭淚頓首”一大串的階級，又是因為什麼呢？這是儒家“親親之殺”的流毒。因為親疏有等級，故在紙上寫一個“哭”字也要依著分等級的“譜”。我們絕對不承認哭喪是有“譜”的，故把這些有譜的虛文一概刪去了。
我在京時，家裏電報問“應否先殮”，我複電說“先殮”。我們到家時，已殮了七日了，衣衾棺材都已辦好，不能有什麼更動。我們徽州的風俗，人家有喪事，家族親眷都要送錫箔、白紙、香燭；講究的人家還要送“盤緞”、紙衣帽、紙箱擔等件。錫箔和白紙是家家送的，太多了，燒也燒不完，往往等喪事完了，由喪家打折扣賣給店家。這種糜費，真是無道理。我到家之後，先發一個通告給各處有往來交誼的人家。通告上說：
本宅喪事擬於舊日陋俗略有所改良，倘蒙賜吊，隻領香一炷或挽聯之類。此外如錫箔、素紙、冥器、盤緞等物，概不敢領，請勿見賜。
伏乞鑒原。
這個通告隨著訃帖送去，果然發生效力，竟沒有一家送那些東西來的。
和尚，道士，自然是不用的了。他們怨我，自不必說。還有幾個投機的人，預算我家親眷很多，定做冥器盤緞的一定不少，故他們在我們村上新開一個紙紮鋪，專做我家的生意。不料我把這東西都廢除了，這個新紙紮鋪隻好關門。我到家之後，從各位長輩親戚處訪問事實——因為我去國日久，事實很模糊了——做了一篇《先母行述》。我們既不“寢苫”，又不“枕塊”，自然不用“苫塊昏迷，語無倫次”等等誑語了。“棘人”兩字，本來不通，（《詩·檜風·素冠》一篇本不是指三年之喪的，乃是懷人的詩，故有“聊與子同歸”，“聊與子如一”的話，素冠素衣也不過是與《曹風》“麻衣如雪”同類的話，未必專指喪服；“棘人”兩字，棘訓急，訓瘠，也不過是“勞人”的意思；這一首很好的相思詩，被幾個腐儒解作一篇喪禮論，真是可恨！）故也不用了。我做這篇《行述》，抱定一個說老實話的宗旨，故不免得罪了許多人。但是得罪了許多人，便是我說老實話的證據。文人做死人的傳記，既怕得罪死人，又怕得罪活人，故不能不說謊，說謊便是大不敬。
訃聞出去之後，便是受吊。吊時平常的規矩是：外麵擊鼓，裏麵啟靈幃，主人男婦舉哀，吊客去了，哀便止了。這是作偽的醜態。古人“哀至則哭”，哭豈是為吊客哭的嗎？因為人家要用哭來假裝“孝”，故有大戶人家吊客多了，不能不出錢雇人來代哭，我是一個窮書生，哪有錢來雇人代我們哭？所以我受吊的時候，靈幃是開著的，主人在幃裏答謝吊客，外麵有子侄輩招待客人；哀至即哭，哭不必做出種種假聲音，不能哭時，便不哭了，決不為吊客做出舉哀的假樣子。
再說祭禮。我們徽州是朱子、江慎修、戴東原、胡培翬的故鄉，代代有禮學專家，故祭禮最講究。我做小孩的時候，也不知看了多少次的大祭小祭。祭禮很繁，每一個條，總得要兩三個鍾頭；祠堂裏春分冬至的大祭，要四五點鍾。我少時聽見秀才先生們說，他們半夜祭春分冬至，跪著讀祖宗譜，一個人一本，讀“某某府君，某某孺人”，燭光又不明，天氣又冷，石板的地又冰又硬，足足要跪兩點鍾！他們為了祭包和胙肉，不能不來鬼混念一遍。這還算是宗法社會上一種很有意味的儀節，最怪的，是人家死了人，一定要請一班秀才先生來做“禮生”，代主人做祭。祭完了，每個禮生可得幾尺白布，一條白腰帶，還可吃一桌“九碗”或“八大八小”。大戶人家，停靈日子長，天天總要熱鬧，故天天須有一個祭。或是自己家祭，或是親戚家“送祭”。家祭是今天長子祭，明天少子祭，後天長孫祭……送祭是那些有錢的親眷，遠道不能來，故送錢來托主人代辦祭菜，代請禮生。總而言之，哪裏是祭？不過是做熱鬧，裝麵子，擺架子！——哪裏是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