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我的喪服。我在北京接到凶電的時候，哪有仔細思想的心情？故糊糊塗塗地依著習慣做去，把緞子的皮袍脫了，換上布棉袍，布帽，帽上還換了白結子，又買了一雙白鞋。時表上的練子是金的——鍍金的——故留在北京。眼鏡腳也是金的，但是來不及換了，我又不能離開眼鏡，隻好戴了走。裏麵的棉襖是綢的，但是來不及改做布的，隻好穿了走，好在穿在裏麵，人看不見！我的馬褂袖上還加了一條黑紗。這都是我臨走的一天，糊糊塗塗的時候，依著習慣做的事。到了路上，我自己回想，很覺慚愧。何以慚愧呢？因為我這時候用的喪服製度，乃是一種沒有道理的大雜湊。白帽結、布袍、布帽、白鞋，是中國從前的舊禮。袖上蒙黑紗是民國元年定的新製，既蒙了黑紗，何必又穿白呢？我為什麼不穿皮袍呢？為什麼不敢穿綢緞呢？為什麼不敢戴金色的東西呢？綢緞的衣服上蒙上黑紗，不仍舊是民國的喪服嗎？金的不用了，難道用了銀的就更“孝”了嗎？
我問了幾個“為什麼”？自己竟不能回答。我心裏自然想著孔子“食夫稻，衣夫錦，於汝安乎”的話，但是我又問：我為什麼要聽孔子的話？為什麼我們現在“食稻”（吃飯）心已安了？為什麼“衣錦”便不安呢？仔細想來，我還是脫不了舊風俗的無形的勢力——我還是怕人說話！
但是那時我在路上，趕路要緊，也沒有心思去想這些“細事小節”。到家之後，更忙了，便也不曾想到服製上去。喪事裏的喪服，上文已說過了。喪事完了之後，我仍舊是布袍、布帽、白帽結、白棉鞋，袖上蒙了一塊黑紗。穿慣了，我更不覺得這種不中不西半新半舊的喪服有什麼可怪的了。習慣的勢力真可怕！
今年（1919年）4月底，我到上海歡迎杜威先生，過了幾天，便是5月7日的上海國民大會。那一天的天氣非常的熱，諸位大概總還有人記得。我到公共體育場去時，身上穿著布的夾袍，布的夾褲還是絨布裏子的，上麵套著線緞的馬褂。我要聽聽上海一班演說家，故擠到台前，身上已是汗流遍體。我脫下馬褂，聽完演說，跟著大隊去遊街，從西門一直走到大東門，走得我一身衣服從裏衣濕透到夾袍子。我回到一家同鄉店家，邀了一位同鄉帶我去買衣服更換，因為我從北京來，不預備久住，故不曾帶得單衣服。習慣的勢力還在，我自然到石路上小衣店裏去尋布衫子，羽紗馬褂，布套褲之類。我們尋來尋去，尋不出合用的衣褲，因為我一身濕汗，急於要換衣服，但是布衣服不曾下水是不能穿的。我們走完一條石路，仍舊是空手。我忽然問我自己道：“我為什麼一定要買布的衣服？因為我有服在身，穿了綢衣，人家要說話。我為什麼怕人家說我的閑話？”我問到這裏，自己不能回答。我打定主意，去買綢衣服，買了一件原當的府綢長衫，一件實地紗馬褂，一雙紗套褲，再借了一身襯衣褲，方才把衣服換了。初換的時候，我心裏還想在袖上蒙上一條黑紗。後來我又想：我為什麼一定要蒙黑紗呢！因為我喪期沒有完。我又想：我為什麼一定要守這三年的服製呢？我既不是孔教徒，又向來不讚成儒家的喪製，為什麼不敢實行短喪呢？我問到這裏，又不能回答了，所以決定主意，實行短喪，袖上就不蒙黑紗了。
我從5月7日起，已不穿喪服了。前後共穿了五個月零十幾天的喪服。人家問我行的是什麼禮，我說是古禮。人家又問，哪一代的古禮？我說是《易傳》說的太古時代“喪期無數”的古禮。我以為“喪期無數”最為有理。人情各不相同，父母的善惡各不相同，兒子的哀情和敬意也不相同。《檀弓》上說：
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製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製禮，不敢不至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