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聽了他的演說，忍不住對自己說道：這才是真正的社會革命。社會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做到向來被壓迫的社會分子能站在大庭廣眾之中歌頌他的時代為人類有史以來最好的時代。
四、往西去！
我在莫斯科住了三天，見著一些中國共產黨的朋友，他們很勸我在俄國多考察一些時。我因為要趕到英國去開會，所以不能久留。那時馮玉祥將軍在莫斯科郊外避暑，我聽說他很崇拜蘇俄，常常繪畫列寧的肖像。我對他的秘書劉伯堅諸君說：我很盼望馮玉祥先生從俄國向西去看看。即使不能看美國，至少也應該看看德國。
我的老朋友李大釗先生在被捕之前一兩月曾對北京朋友說：“我們應該寫信給適之，勸他仍舊從俄國回來，不要讓他往西去打美國回來。”但他說這話時，我早已到了美國了。
我希望馮玉祥先生帶來他的朋友往西去看看德國、美國，李大釗先生卻希望我不要往西去。要明白此中的意義，且聽我再說一件有趣味的故事。
我在日本時，同了馬伯援先生去訪問日本最有名的經濟學家福田德三博士。我說：“福田先生，聽說先生新近到歐洲遊曆回來之後，先生的思想主張頗有改變，這話可靠嗎？”
他說：“沒有什麼大的改變。”
我問：“改變的大致是什麼？”
他說：“從前我主張社會政策，這次從歐洲回來之後，我不主張這種妥協的緩和的社會政策了。我現在以為這其間隻有兩條路：不是純粹的馬克思派社會主義，就是純粹的資本主義。沒有第三條路。”
我說：“可惜先生到了歐洲不曾走得遠點，索性到美國去看看，也許可以看見第三條路，也未可知。”
福田博士搖頭說：“美國我不敢去，我怕到了美國會把我的學說完全推翻了。”
我說：“先生這話使我頗失望。學者似乎應該尊重事實。若事實可以推翻學說，那麼，我們似乎應該拋棄那學說，另尋更滿意的假設。”
福田博士搖頭說：“我不敢到美國去。我今年五十五了，等到我六十歲時，我的思想定了，不會改變了，那時候我要往美國看看去。”
這一次的談話給了我一個絕大的刺激。世間的大問題決不是一兩個抽象名詞（如“資本主義”、“共產主義”等等）所能完全包括的。最要緊的是事實。現今許多朋友卻隻高談主義，不肯看看事實。
朋友們，不要笑那位日本學者。他還知道美國有些事實足以動搖他的學說，所以他不敢去。我們之中卻有許多人決不承認世上會有事實足以動搖我們的迷信的。
五、東方人的“精神生活”
我到紐約後的第十天———1月21日——《紐約時報》上登出一條很有趣味的新聞：
昨天下午一點鍾，紐吉賽邦的恩格兒塢（Englewood，N. J.）的山郎先生住宅麵前，圍了許多男男女女，小孩子，小狗，等著要看一位埃及道人（Fakir）名叫哈密（Hamid Bey）的被活埋的奇事。
哈密道人站在那掘好的墳坑的旁邊，微微的雨點灑在他的飄飄的長袍上。他身邊站著兩個同道的助手。
人越來越多了。到了一點一分的時候，哈密道人忽然倒在地下，不省人事了。兩個請來的醫生同了三個報館訪員動手把他的耳朵、鼻子、嘴，都用棉花塞好。隨後便有人來把哈密道人抬下墳坑，放在坑裏的內穴裏。他臉上撒了一薄層的沙。內穴上麵用木板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