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徐先生：
今天看見一〇六期的《現代》，讀了你的《主客》，忍不住要寫幾句話寄給你批評。
你說整理國故的一種惡影響是造成一種“非驢非馬”的白話文。此話卻不盡然。今日的半文半白的白話文，有三種來源。第一是做慣古文的人，改做白話，往往不能脫胎換骨，所以弄成半古半今的文體。梁任公先生的白話文屬於這一類，我的白話文有時候也不能免這種現狀。纏小了的腳，骨頭斷了，不容易改成天足，隻好塞點棉花，總算是“提倡”大腳的一番苦心，這是大家應該原諒的。
第二是有意夾點古文調子，添點風趣，加點滑稽意味。吳稚暉先生的文章（有時因為前一種原因）有時是有意開玩笑的。魯迅先生的文章，有時是故意學日本人做漢文的文體，大概是打趣“《順天時報》派”的；如他的《小說史》自序。錢玄同先生是這兩方麵都有一點的：他極賞識吳稚暉的文章，又極賞識魯迅弟兄，所以他做的文章也往往走上這一條路。
第三是學時髦的不長進的少年。他們本沒有什麼自覺的主張，又沒有文學的感覺，隨筆亂寫，既可省做文章的工力，又可以借吳老先生作幌子。這種懶鬼，本來不會走上文學的路去，由他們去自生自滅罷。
這三種來源都和“整理國故”無關。你看是嗎？
平心說來，我們這一輩人都是從古文裏滾出來的，一二十年的死工夫或二三十年的死工夫究竟還留下一點子鬼影，不容易完全脫胎換骨。即如我自己，必須全副精神貫注在修詞造句上，方才可以做純粹的白話文；偶一鬆懈（例如做“述學”的文字，如《章實齋年譜》之類），便成了“非驢非馬”的文章了。
大概我們這一輩“半途出身”的作者都不是做純粹國語文的人。新文學的創造者應該出在我們的兒女的一輩裏。他們是“正途出身”的；國語是他們的第一語言；他們大概可以避免我們這一輩人的缺點了。
但是我總想對國內有誌做好文章的少年們說兩句忠告的話。第一，做文章是要用力氣的。第二，在現時的作品裏，應該揀選那些用氣力做的文章做樣子，不可挑那些一時遊戲的作品。
其次，你說國故整理的運動總算有功勞，因為國故學者判斷舊文化無用的結論可以使少年人一心一意地去尋求新知識與新道德。你這個結論，我也不敢承認。
國故整理的事業還在剛開始的時候，決不能說已到了“最後一刀”。我們這時候說東方文明是“懶惰不長進的文明”，這種斷語未必能服人之心。六十歲上下的老少年如吳稚暉、高夢旦也許能讚成我的話。但是一班黑頭老輩如曾慕韓、康洪章等諸位先生一定不肯表同意。
那“最後一刀”究竟還得讓國故學者來下手。等他們用點真工夫，充分采用科學方法，把那幾千年的爛賬算清楚了，報告出來，叫人們知道儒是什麼，墨是什麼，道家與道教是什麼，釋迦達摩又是什麼，理學是什麼，駢文律詩是什麼，那時候才是“最後的一刀”收效的日子。
近來想想，還得雙管齊下。輸入新知識與新思想固是要緊，然而“打鬼”更是要緊。宗杲和尚說的好：
我這裏無法與人，隻是據款結案。恰如將個琉璃瓶子來，護惜如什麼，我一見便為你打破。你又將得摩尼珠來，我又奪了。見你恁地來時，我又和你兩手截了。所以臨濟和尚道，“逢佛殺佛，逢祖殺祖，逢羅漢殺羅漢”。你且道，既稱善知識，為什麼卻要殺人？你且看他是什麼道理？
浩徐先生，你且道，清醒白醒的胡適之卻為什麼要鑽到爛紙堆裏去“白費勁兒”？為什麼他到了巴黎不去參觀巴斯德研究所，卻在那敦煌爛紙堆裏混了十六天的工夫？
我披肝瀝膽地奉告人們：隻為了我十分相信“爛紙堆”裏有無數無數的老鬼，能吃人，能迷人，害人的厲害勝過巴斯德（Pasteur）發現的種種病菌。隻為了我自己自信，雖然不能殺菌，卻頗能“捉妖”、“打鬼”。
這回到巴黎、倫敦跑了一趟，搜得不少“據款結案”的證據，可以把達摩、慧能，以至“西天二十八祖”的原形都給打出來。據款結案，即是“打鬼”。打出原形，即是“捉妖”。
這是整理國故的目的與功用。這是整理國故的好結果。
你說，“我們早知道在那方麵做工夫是弄不出好結果來的”。那是你這聰明人的一時懵懂。這裏麵有絕好的結果。用精密的方法，考出古文化的真相；用明白曉暢的文字報告出來，叫有眼的都可以看見，有腦筋的都可以明白。這是化黑暗為光明，化神奇為臭腐，化玄妙為平常，化神聖為凡庸：這才是“重新估定一切價值”。他的功用可以解放人心，可以保護人們不受鬼怪迷惑。
西瀅先生批評我的作品，單取我的《文存》，不取我的《哲學史》。西瀅究竟是一個文人；以文章論，《文存》自然遠勝《哲學史》。但我自信，中國治哲學史，我是開山的人，這一件事要算是中國一件大幸事。這一部書的功用能使中國哲學史變色。以後無論國內國外研究這一門學問的人都躲不了這一部書的影響。凡不能用這種方法和態度的，我可以斷言，休想站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