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重要是，我們可以發現，在學術思想上，不同學派學者之間的來往也頗頻密。如高攀龍與管誌道，曾見麵辯論無善無惡；或不曾見麵卻互為欽慕的，像楊複所不曾與顧憲成見麵，卻曾寫了一首詩贈之顧憲成，詩中溢滿遙想的“神交”情境；也有不同學術立場卻共同講學的，如馮從吾與焦竑。另外，高攀龍在六十三歲與門人華允誠到維揚講學，也曾到泰州學派始祖王心齋祠上祭拜，當時心齋的兒子王泰還曾邀請他講學。這些都證明當時的學風，並沒有把朱王兩派人的思想割裂，或將之完全的對立。如前所言，高攀龍與管誌道，兩人年級相差二十六歲，高攀龍與管誌道論“無善無惡”問題時是三十七歲，那時管誌道已是六十三歲的前輩了。兩人也曾多次針對朱子的學問進行討論，以下這段話，頗能反映出他們對“理”、“心”及“氣”
之間關係的理解。《與管東溟虞山精舍問答》記：翁語次深薄宋儒，餘曰：“先生必有所見，其灼然處可居？”
翁曰：“隻一性字，宋儒便不識。”餘曰：“何謂？”(管)曰：“性者大覺。宋儒謂性即理也，認做一件鶻突的黑影子。”餘曰：“何以見之？”(管)曰：“彼以知覺為心，謂理乃心所包之物，豈非包著一件不覺之物乎？”餘曰：“理有何形？因其心之發見，知其如是之條理，故謂之理。若謂以覺包理，則理乃在外，宜乎？今人以物理為外，以格物之理徇外。”翁曰：“此是公為宋儒分疏。吾自二十歲時，已見宋儒骨髓。”餘曰：“不然是老先生有得後看宋儒，故認得如此。若攀龍者初時一無所見，程朱夫子討出工夫曲折，一一依他做□，不見有如此癡學問也。”翁曰：“公近釋《正蒙》，且論太和，何如？”(高)曰：“張子謂虛空即氣，故指氣以見虛，猶《易》指陰陽以謂道也。”(管)曰：“即此便不是謂氣，在虛空中則可，豈可便以虛空為氣？”餘曰：“謂氣在虛空中，則是張子所謂以萬象為太虛中所見之物。虛是虛，氣是氣，虛與氣，不相資入者。”
翁但曰：“總不是總不是，餘並不敢與長者屢辨而止，因思學問從入之途不同，斷無合並之理。吾儒以秩序命討自然之天理為理，其自然之條理，毫發差池不得處，正是大覺。彼徒以此心之精靈知覺為覺，宜其認理為鶻突，為黑影端緒，迥然安可以口舌爭也。”
管誌道曾編《孟義訂測》七卷，並取朱子的注釋訂之，曾自述說：
“吾幼頗鑽濂洛關閩之窟，一言不肯放過。正欲得一深研其學者，與之推究淺深，而取裁於洙泗之派。”又頗自負的說：“若論到弱冠以前，則恐諸君今日之鑽研程朱，未必如愚此時之篤且細也。”身為陽明後學的他，對朱子學問的掌握儼然極有自信與把握，說自己“二十歲時，已見宋儒骨髓。”他與高攀龍之間的分歧，主要在於對“理”的界定。管誌道認為心本來即已具理，是“自然之天理”，若尚依靠“心之發見”才使心具理，即是把理當作一物件。管誌道也認為性是大覺，而非“理”。然而，高攀龍卻認為管誌道“以覺包理”的說法，是犯上遺理在外的毛病，這其實是在高攀龍調合思想裏，所欲彌合的內外分隔的縫隙。以上的討論，頗是各說各話，但卻讓我們了解朱王後學對心、理與性的理解差別。而高攀龍試圖調合朱王的會通思想，究竟為晚明朱子學帶來怎樣不同的麵貌，以下將逐一細論。
(三)高攀龍“調合朱王”的會通思想
高攀龍(15621626)別號景逸，無錫人，生於嘉靖四十一年(1562)，卒於天啟六年，投水而死。高攀龍雖宗朱子學，曾取朱子書編成《朱子節要》，恪守朱子篤實的主敬工夫，但他在三十三歲時，遇見陳白沙後學陸粹明，學得主靜之學，所以對心性體證極有心得。他曾認為姚江學流弊的產生，是“掃聞見以明心耳，究且任心而廢學，掃善惡以空念，究且任空而廢行”的結果。加上學者“本體不徹”，汲汲追求光景，便無法把握“知是知非”的原則。然而高攀龍最無法忍受的，是揚佛抑儒的“聖人之徒”，緣儒說佛，並高揚“三教”的旗幟，混淆儒禪的界分，他指出“昔之者佛氏者，尚援儒以重佛；今之為儒者，且軒佛以輕儒，其始為三教之說”，可謂一語中的。高攀龍對儒家教義，並不隻專一家之說，反從旁涉獵，以求精義。這是因為他意識到，每個學派各有精微處或弊病，若能“會通”相互補充，可使之完備，曾經說道：“竊謂古今之說大學者，格致之義，程朱為最精；致知之義，陽明最醒；止修之，見羅最為完。三家相會通，而不以一說排斥斯可耳。這樣的講法，無疑是破除學派之間的門戶之見，取各家之精義，以長補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