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漢代廣川(今河北省景縣)人，生於西漢文帝元年，卒於漢武帝太初元年。他活動於西漢王朝初興和發展時期，是當時著名的政論家、思想家、儒學大師和教育家。
董仲舒的一生事跡，表現在他青少年、中年和老年三個時期的曆史活動中。
(一)董仲舒自少年至中年之初，努力求學並從事教育工作
他的家庭富有田產和藏書，他在早年享有優越的求學條件。他精心讀書，以“下帷講誦，三年不窺園”的精神攻？治儒家典籍，兼研先秦諸子學說，從中吸取陰陽五行和法家的思想，把先秦的原始儒學，塑造成漢代的神秘主義的兼具濃厚的禮法結合色彩的儒學，這表現在他一生著述以公羊學為指歸，闡明所謂的《春秋》“微言大義”上，也鮮明地表現在他中年時期所作的賢良對策之中。所以司馬遷說：“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又稱他“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從而進行治事和求雨、止雨等。東漢史學家班固則說：“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
董仲舒在青年時就成為當時學問淵博、兼通五經的《公羊春秋》大師，加之嚴格遵守儒家的行為規範，“進退容止，非禮不行”，故“學士皆師尊之”。他收授門徒很多，進行“傳經行道”的儒師工作，為漢王朝培養統治人才。
(二)仕途生涯
董仲舒在中年以後，登上了仕途。
他在近四十歲時，因專精《春秋》，於漢景帝時被選任為博士，是“掌通古今”、博覽群籍、參與議論政事、祭祀及各種禮製等以供谘詢的一種顧問官。博士們各有所專精，有精通儒學的，有精通諸子學說的。史籍所載，早在秦代的“博士官所職”，就有“《詩》《書》、百家語者”漢朝初立，為了穩定政局和恢複生產，采取道家學派的清淨無為與刑名之學作為政治的指導思想。自漢興以來，諸儒“得修其經藝”。漢高祖任用儒者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太常”；惠帝以孔子的八世孫孔鮒之弟孔子襄為博士；文帝使故秦博士伏生授《尚書》，遣原學申商刑名的晁錯從治《尚書》而詔為博士；景帝以轅固生為《詩》博士，以胡毋生、董仲舒為《春秋》博士等等。這說明在漢代初期，封建王朝日漸看到了儒學維護其統治的作用，並設立儒者專精一經的博士。可以說，自秦以來，察舉的博士雜有各家學派的，但以儒學占多數，並擁有相當的力量。至漢代初期，在以黃老之學為統治思想的情況下，儒學雖然有其維護封建統治的作用，但隻是作為對黃老之學的一項補充、一個組成部分，不占主導地位，儒學博士也得不到重用。
所以董仲舒初任博士時，正當景帝“不任儒者，而竇太後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這主要指儒學博士而言--筆者)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因此，董仲舒雖為博士官，但不任事，無任何權斷，隻是一種供朝廷谘詢的閑散官職，做些傳經授徒的個人教育工作。這不獨董仲舒如此，當時，其他博士以及許多擔當其他官職的學者也大都是如此的。這種任官修學和亦官亦教的情況。可以說是繼承了孔子的遊宦授徒和“仕而優則學”的一種可取的曆史實踐與傳統思想；也可以說是沿襲了戰國時期齊國的稷下學士“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並廣收弟子而授學的一種具有發展學術與教育事業意義的遺風。這裏應當指出，在漢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詔令太常等共議為博士置弟子員之前，董仲舒等博士的收徒講學，並非官方所定的職責，而隻是私人招授弟子的教育活動。
董仲舒在政治和教育活動中發揮其才能與作用，以及儒學成為漢王朝的統治思想，主要是在漢武帝時期。西漢王朝至漢武帝即位(公元前140年)之時，經過前期借用黃老之術進行了六十餘年休養生息的經營，在政治上取得了相當的穩固，在生產上取得了一定的進展。這說明道家的“清靜無為”之術，在漢朝封建統治初定時期，即在漢初“接秦之弊”國困民貧的特定曆史條件下，起了好的作用。它有利於封建地主階級的政治和經濟的發展，同時也給人民帶來某種安寧。但是漢王朝即使在執行黃老思想、在主靜之中，也仍是貫徹著刑名的，是執道任法和實行無為而無不為的。漢朝封建階級統治者實際上是德、刑並施與動靜並行的。這也就反映，在西漢初期的封建統治，雖是取得了安定休養的成就，但仍然存在著封建階級內部的矛盾和階級鬥爭。至漢武帝時期，仍有侯王封國的割據，豪強大賈的橫行兼並，匈奴南下的威脅，特別是還有農民的貧困與起義的危機等等，致使漢朝的國家統一與中央權力並不完全牢固和強大，這就需要采取新的措施來解決這些問題。原來采用的黃老清淨思想在新的形勢下就顯得因循保守、無所作為，而不適應漢朝興革有為的要求。漢武帝的雄心大略要變靜為動，改苟且遷就為大有作為，化保守為進取，體現著封建社會及其王朝的上升和前進發展的趨勢。這就需要謀求相應的上層建築的思想意識，以取代已經完成漢初曆史任務的黃老學說，同時廣征人才作為漢朝革故鼎新的棟梁。當時曆史的進展正麵如此。在思想意識方麵，儒學的損益、進取和尊王一統的精神，日益顯示其滿足封建社會製度的發展與漢王朝的要求，因而日益受到重視；在人才方麵，儒者紛紛宣揚其治國平天下之道，積極出謀劃策，顯示其才能，遂日益更多的為漢王朝所重視而予以征召或察舉為博士與賢良方正等，並日漸受到朝廷重用。董仲舒以博學和精於《公羊春秋》，作為當時儒家學派和儒學人才的一種代表人物，被漢景帝征為博士，這是漢興以來日益認識儒學和引用儒者的延續與標誌。漢武帝為了改進封建統治與強化中央集權而崇尚儒術，遂沿襲自漢以來征召賢良方正的做法，大行征舉賢良文學，作為強化漢代國家統治製度與進行興革之資。對此，史書說明自漢興達至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即漢武帝即位之時，“已六十餘歲矣，天下乂安，薦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鄉(向)儒術。招賢良”“詔丞相、禦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由皇帝親予策問。就在這時“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董仲舒以儒學博士之官的身份被薦舉為賢良之士，接受漢武帝的親自策問。他完全排斥“法治”等說而獨尊儒術，特別是基於《公羊春秋》的微言大義，接連逐一地回答了武帝所垂詢關於治平國家的思想理論和方略問題的三個策問，主要闡述了關於災異、符瑞與天人感應及鞏固太平盛世的問題，實即宣揚君權神授和維護封建主義中央集權的尊君、正名分的思想理論；說明了奉天命、改製度與去安逸而行強勉的“更化”之道，以及省刑重德、去酷吏而任賢吏的仁政之治；闡發了《春秋》大一統的精神，使儒學成為統治思想從而加強封建王國的統一。董仲舒在他的全部對策中申述他的思想理論和政治興革的仁政主張，向漢武帝提出了為治國興邦而大行教化的教育方針和辦法。他的對策在曆史上被稱為“天人三策”或“賢良對策”，完全適合以漢武帝為代表的封建王朝大興統一圖強和力求封建秩序絕對化、神聖化的意願，因而得到漢武帝的讚許，被稱讚為“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東漢時期的王充雖反對天人感應、符瑞災異之說，但在政論上還是稱述“孝武之時，詔百官對策，董仲舒策文最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