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須知道，董仲舒在對策中也十分擁護和歌頌當朝的君主漢武帝，他寫道：“陛下有明德嘉道，湣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議)考問，將欲興仁誼(義)之休德，明帝王之法製，建太平之道也。”十分明顯，如此的君問臣答、君稱臣領，極相契合。絕非偶然，而是表明了雙方有著同一立場和同一要求的。
在這次察舉賢良中，當時崇尚儒學的丞相衛綰上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立即得到了漢武帝的同意。董仲舒向漢武帝對策完畢，遂即由博士遷為江都易王劉非(武帝的異母兄長)的王相，後又調遷為膠西於王劉端(劉非的同母兄弟)的王相。可以看出，董仲舒之被察舉賢良和受任王相，標誌著儒學思想為漢王朝所重視和采納，同時說明了董仲舒在封建政途上的前進發展和作用。漢代諸侯王國的相職雖無朝廷公卿的尊位，卻是皇帝所信用而遣往宗室王國監輔主政的特派員。這在官職權位和政治作用上遠遠高於博士之職。當時董仲舒就是以這種中央特派員的身份再加上他的名儒大師的聲望，先後到江都和膠西為相，分別受到易王“敬重焉”和於王“善待之”。
在這裏，我們要看到董仲舒的賢良對策是他生活史上極關重要的一項奏答。其內容集中體現了他的治學成就和根本思想，反映了他的宇宙觀、政治觀和教育觀。它是我們研究董仲舒思想的極為重要的文獻。
董仲舒任官後，仍然收徒講學不輟。甚至漢武帝派他的幸臣吾丘壽王從董仲舒受《春秋》。這裏需要指出，董仲舒在倡導和傳授儒學中，全麵地係統地貫徹著“天人合一”的思想。他是漢代神學化儒學思想體係的主要締造者。當時這種講天人感應、陰陽五行、災異怪誕和所謂儒經微言大義的學說，以及應合世務、通經致用、明習文法的學風，乃是至西漢末代被稱之為今文經學派所具有的基本特征。
由此說來，董仲舒可稱之為儒學今文經學派的一位創始人。總之，先秦以來的儒學迄至漢代文景之時，經過漢代諸儒的繼承發展，特別是董仲舒雜糅陰陽、法家學說而使儒學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以致最後成為具有上述特征的漢代儒學。這種儒學到了漢武帝時期得到朝廷的認可和采用，而成為整個西漢時期在政治思想、學術思想和教育各方麵占有統治地位的學派，對後世的思想意識和政治、教育有著巨大的深廣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