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把儒家以道德為基礎的正名主義庸俗化，把陰陽五行一部分迷信的說法合理化，為的是要把秦、漢王朝的更替，以及當時實現中央集權的專製製度，說成是“奉天承命”永恒不變的道理。他在對策的第三條中說：
“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
董仲舒認為“萬物非天不生”。人是天生的，因而人的形體、德行、性情，都是“上類於天”，這就是以“天”為創造人類和一切萬物最高權力的主宰，來說明“天人合一”的道理。為了進一步使“皇權”絕對神聖化，因而又說：“德侔天地者，稱皇帝，天佑而子之，號稱天子。
故聖王生則稱天子。”(《春秋繁露》《三代改製質文篇》）“故號為天子者，宜視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同上《深察名號篇》)他以為王者受命於天，如果有了好德，天必然給以“符瑞”的吉兆；如果有了過失，天也必然降災害以示警告。這都是說明人君的一切行動都處於天的直接監視和幹涉之下。董氏把《春秋》中所載的天變災異加以附會，把大量迷信成分經入經學，使公羊學陰陽五行化，這樣，就把原來含有樸素唯物主義的五行學說，塗上了神怪迷信的色彩，使之絕對主觀唯心主義化了，這與戰國末年儒家大師所說的自然的天完全相反。董仲舒依據這種神學世界觀和天人關係論，提出了有關政治和教育的觀點。
董仲舒從人性論出發，認性為自然的本質，如果要使之向善的方麵發展，必有待於教育；又從統治階級立埸出發，認為要達到“化民成俗”，必須重視教化；主張中央興設太學以培養賢士，地方設立庠序之學以教育一般人民。
儒家都著重從人的本性來說明教育的重要性與必要性，所以對於人性的研究，比較其他各家為多。但同一儒家，對性的說法各不相同。孔子說性相近，習相遠，孟子則創“性善”說，荀子則創“性惡”說，他們都是根據自己的主張來說明人的本性，以及教育的作用。董仲舒論性，與孟子和荀子所說的不同。他認為性是“自然之資”是一種“天質之樸”，不能說它是善的或是惡的。但他又認為天人是一致的，天有陰之分，人性在自然之質中，當然有“貪”與“仁”的區別。因之，將來可以為善亦可以為惡。性是天生的，善是人為的，性雖有善質，但必須通過人為的教育，才能使它進而為善。所以他說“性者，天質之樸也；善者，王教之化也。無其質，則王教不能化，無其王教，則質相不能善。”(《春秋繁露》《實性篇》）
從此可知，他把性看作素質，作為人發展的整礎；要使人性向善的方麵去發展，必須有待於教化。如單從這個觀點來看，似亦有些進步的意義。
不過，他又把人性分為“三品”，就是“聖人之性”，“鬥筲之性”與“中民之性”。他所說的“聖人之性”，當然認為是盡善的；“鬥筲之性”，則近於禽獸，當然是惡的；至於“中民之性”，雖然較善於禽獸，但是距離聖人之善還遠，不過因為它有善質，是可以“待漸於教訓而後能為善”的。他又認為“聖人之性”與“鬥筲之性”，比較少數；故不可以“名性”，隻有“中民之性”代表大多數“萬民之性”，方可以“名性”，而且這些“中民之性”，隻有在聖王教化之下，才可以為善，然而卻不可以教化成為聖人。董氏這種“性三品”的錯誤觀點，在於把性劃分為三個階級，來說明統治階級的人性肯定是善的，而被統治階級的人性，一部分肯定是惡的，一部分雖“有善質而未能善，”必須由統治階級加以教化，才可以達到善的地步，這完全是站在地主階級代言人立埸上說的，所以是絕對不正確的。同時，他又進一步說“民之號，取之瞑也”、認為民是“萌而無識的”，必待王教而後有知識，王是以“承天意以成民之性”為自己責任的。這就是說，“萬民之性”，都是愚昧無知，必須有待於天生的王者上承天意來統治和加以教化，而“萬民”也必須服從王者的統治。這樣便把“大一統”的封建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地位；絕對合理化了。這種說法，把孟子所說的“人皆可以為堯舜”，以及荀子所說的“塗之人皆可以為禹”的古代平等思想，完全否定了，這是絕對荒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