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一生所傳弟子甚眾，很多是學、才佳美，顯達為官的。如有褚大為梁相，呂步舒為長史，有的則為大夫。至於“為郎、謁者、掌故者以百數”。可見董仲舒在教學培養人才上是很有能力的。他終生勤奮踏實地做學問，專心竭誠地培養後輩，表現了我國古代的教育家繼承發揚孔子的“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的卓越精神。迄今仍富有積極意義。
董仲舒一生治學、教學與從政的表現、成就和聲望，由以上所述可見其梗概。在整個漢代期間，董仲舒的作用和影響較大，特別是在政教上，當時的許多學者對其也有所評議。與董仲舒同時代的並親聆其言的司馬遷稱他的為學“其精如此”，稱他的品德“為人廉直”。至漢宣帝時，明曉《易經》而以賢良對策得高第的魏相稱道董仲舒為漢國賢臣，並讚許董仲舒之言而“奏請施行之”。至西漢末期，與今文經學對立的古文經學派開創者劉歆也稱董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惟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有所統一，為群儒首。”迄至東漢傑出的唯物主義思想家王充則對董仲舒“申春秋之雩，設土龍以招雨”的神秘妄言予以批判說：“仲舒之言雩祭可以應天，土龍可以致雨，頗難曉也。”但稱“仲舒之言道德政治，可嘉美也”。東漢史學家、古文經派學者班固則稱讚董仲舒“再相諸侯，身修國治，致仕縣車，下帷覃思，論道屬書，讜言訪對，為世純儒”，還特別指出：“孝武之世，時少能以化治稱者，惟江都相董仲舒、內史公孫弘、兒(倪)寬，居官可紀。三人皆儒者，通於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等等。
當然，諸多漢代學者對董仲舒的肯定或否定的種種評價，都表現了封建地主階級的立場觀點及其思想意識的局限。然而也要承認，漢代學者也說明了董仲舒在當時政治、教育與學術方麵所做出的成就貢獻及其作用和占有的地位，諸如他們指出了董仲舒的勤奮治學、博覽群書、精思鑽研和廉直律己的精神，提出他發揚儒學，從事傳學授徒，要求“通經致用”因而“以化治稱”等事跡。在這裏，我們還應強調指出“獨尊儒術”是董仲舒的基本思想，《春秋公羊學》是他的專精學說。他對於漢王朝采取儒學以定“一尊”的政治指導思想起著很大的推動作用。
董仲舒一生，共有兩個講學時期：一個時期在青年，一個時期在老年，其餘的時間，全部消磨於政治生活中。他在漢景帝時為博士期間講學所采用的方法，非常特別，即在幕後講誦，由程度高的弟子傳授給程度低的，再由程度低的傳授給程度更低的。直接聽講的，隻有少數資格最老、程度最高的學生，因之，多數學生甚至不能見他一麵。
由於他的“進退容止，非禮不行”，所以一般學者都尊他為老師。
董仲舒的思想學說，全部包括在他所寫的“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一書中。“天人三策”是董氏針對漢武帝“策賢良文學之士”三製而作。他提出“天人相與”的說法，想利用天變災異進行諍諫，故曰“天人三策”。《春秋繁露》相傳力董氏所作，《漢書》《藝文誌》著錄董仲舒一百二十三篇，列傳中也說有一百二十三篇，《蕃露》本是書中的篇名，今以之作書名，有人疑為後人所改題。“蕃露”即“繁露”，先儒並未解釋。案《逸周書王會解》：“天子南麵立，無繁露。”
孔注雲：“繁露，冕之所垂也，有聯貫之象，《春秋》屬辭比事，仲舒立名，或取諸此。”因之新安程大昌認為“繁露”是一種“連貫物象以達己意”的文章體裁，這種解釋，尚稱近似。
儒家思想在春秋時代已成為封建主義的正統思想。到了戰國，墨學盛行，儒墨兩家並稱為顯學。秦始皇厲行法家政治，因儒家堅持異議，就采取焚書坑儒的毒辣手段，企圖整齊學木，統一思想。後來秦代的統治不久就被推翻了。西漢初期，統治者雖亦承認儒學的正統地位，設立儒經博士，但當時黃老刑名之學盛行，在政治上占了優勢而處於指導的地位，時常與儒家發生爭執。到了漢武帝，他以為要求得政治上的統一，必須進一步求得學術和思想上的統一，所以大舉天下賢良文學之士，親自命題閱卷，選取研究《春秋》《公羊》學大師董仲秋舒為第一名。董仲舒在對策中提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
的主張，這種主張，適合漢武帝統一學術、統一思想的企圖，因而成為統治者的政策。從此，儒家學說就取得了獨尊的地位。
董仲舒的哲學思想，是從神學的世界觀出發的。他在宇宙論的問題上，公然承認“天”為有意誌的天；把“天”當作宇宙的主宰，把儒家學說陰陽五行化，借天道來說人事，以符合新的地主統治的需要，完全屬於主觀唯心主義。據《漢書》《五行誌》所載：“漢興，承秦滅學之後，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自董仲舒開始，即以陰陽家言來解釋《春秋》，使之成為“天人相感”而含有神學意味的經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