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一個大家熟悉的名字，是公認的大文豪、大作家、思想家，但是大家很少稱他為教育家。其實，魯迅是名副其實的教育家。為什麼說他是教育家？首先，他從事教育工作將近二十年。如果從1909年魯迅從日本回國任浙江兩級師範學堂教員算起，到1936年逝世，他總共工作了27年，但從事教育工作就有18個年頭。他擔任過浙江兩級師範學堂化學和生理衛生教師、紹興府中學堂生物學教師兼該校的監學、山會初級師範學堂（1912年初稱紹興師範學校）監督，即校長。1912年2月底魯迅應當時教育總長蔡元培的邀請到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教育部任部員，一直到1926年離開教育部。在教育部任職期間曾在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女子師範大學、中國大學等大學兼課，還到大中公學、黎明中學、世界語專門學校等學校上課。1926年離開北京，到廈門大學，後又到廣州中山大學任教。直到1927年“四·一二”國民黨政變以後，他才辭去中山大學的職務，然後到上海定居，從此才離開教育工作崗位，專事寫作。可見在他27年的工作生涯中18年是從事教育工作，也即三分之二的時間是在教育工作崗位上，而且這是他一生唯一的社會職業。其次，他無時無刻不想著培養人才，在他的著作中，不僅有專門論述教育的文章，而且在許多文章中都談到教育問題。其實這也不難理解，文藝本來就是一種教化活動，教育也就是教化，更何況魯迅從事文藝運動也完全是為了喚起民眾，教育民眾。他在最早發表的文章《文化偏至論》中就大聲疾呼要“立人”，即培養人才。第三，也是最重要的，魯迅有極精辟的、完整的教育思想。從批判封建舊教育到提倡新教育，從追求人性到指導青年學習，雖然沒有像教育理論家那樣有長篇的巨著，但他在許多雜文中表達出來的教育思想是全麵的、深刻的，而且具有時代性、前瞻性，至今仍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魯迅的教育思想大致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麵：
魯迅教育思想的現實意義第一，探索國民性，追求個性解放。
魯迅對於教育的關注是從對國民性的探討開始的。他到日本留學，按照官費的規定，本來應該進入東京帝國大學工科所屬的采礦冶金科學習，但是他決定改學醫學。因為他知道，新的醫學對於日本的維新有很大的助力。他打算畢業以後回國，用醫學來救治像父親那樣被耽誤的病人，戰爭時候便去當軍醫，一麵又促進國人對於維新的信仰。周建人口述，周曄整理：《魯迅故家的敗落》，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03頁。但是，第二學年的第二學期，魯迅又改變了主意，放棄學醫，回到東京，決定從事新文藝了。原因是在仙台醫專第二學年細菌課上看了一部時事影片。“其時正當日俄戰爭的時候，關於戰事的畫片自然也就比較的多了，我在這個講堂中，便須常常隨喜我那同學們的拍手和喝采。有一回，我竟在畫片中忽然會見我久違的許多中國人了，一個綁在中間，許多站在左右，一樣是強壯的體格，而顯出麻木的神情。據解說，則綁著的是替俄國做了軍事上的偵探，正要被日軍砍下頭顱來示眾，而圍著的便是來賞鑒這示眾的盛舉的人們。”“從那一回以後，我便覺得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隻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魯迅：《呐喊·自序》。
據他的同學和最親密的朋友許壽裳回憶，他們經常在一起議論中國的國民性。他們經常談三個相聯的問題：“（一）怎樣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麼？（三）它的病根何在？對於（一），因為古今中外哲人所孜孜追求的，其說浩瀚，我們盡善而從，並不多說。對於（二）的探索，當時我們覺得我們民族最缺乏的東西是誠和愛，換句話說：便是深中了詐偽無恥和猜疑相賊的毛病。口號隻管很好聽，標語和宣言隻管很好看，書木上隻管說得冠冕堂皇，天花活墜，但按之實際，卻完全不是這回事。至於（三）的症結，當然要在曆史上去探究，因緣雖多，而兩次奴於異族，認為是最大最深的病根。做奴隸的人還有什麼地方可以說誠說愛呢？……唯一的救濟方法是革命。”魯迅堅決主張徹底改造民族性，必須進行思想革命，否則招牌雖換，貨色照舊；口號雖新，骨子裏還是舊的，革命不能成功。他說：“說到中國的改革，第一著自然是掃蕩舊物，以造成一個新生命得能誕生的機運。”魯迅：《出了象牙之塔·後記》。於是他“對於國民性劣點的研究、揭發、攻擊、肅清，終身不懈，三十年如一日，真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讓許壽裳欽佩不已。他之揭露國民性的劣點，並非貶抑中華民族的偉大，實在是因為太愛這個民族了，“他暴露了民族性的缺點，揭發了曆史上的暗黑，為大眾人民開光明自由之路，獨自個首先衝鋒突擊。”。魯迅在《我怎樣做起小說來》一文中也說：“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魯迅也描寫中華民族性的偉大，如《故事新編》中的《鑄劍》，描寫的幹將莫邪父子，又如《理水》、《非攻》中描寫大禹、墨子等的偉大精神，都反映了魯迅對中華民族的偉大的熱烈心情。
早在1907年，魯迅還在日本讀書時就寫了《人之曆史》、《科學史教篇》、《文化偏至論》三篇文章，表明魯迅決心從曆史、科學入手解決理想的人性。特別是在《文化偏至論》一文中提出：“爭存天下，首在立人”，“人立而後萬事舉，若其道術，乃必尊個性而張精神”；強調“非物質，重個人”，認為“個性張，沙聚之邦，由是轉為人國。人國既建，乃始雄厲無前，屹然獨見於天下”。魯迅：《墳·文化偏至論》。這就是魯迅追求的人性。
第二，批判封建舊教育。
為了追求個性解放，必然要批判禁錮人們頭腦的封建舊教育。魯迅第一篇白話文小說《狂人日記》就是一篇批判封建教育的檄文。它的出現不是偶然的，是有著深刻的社會原因的。魯迅本來對辛亥革命抱有很大的希望。但辛亥革命隻趕走了一個皇帝，剪掉了幾根辮子，新政權落到了軍閥官僚、地主豪紳手中。他們繼續鼓吹尊孔讀經，提倡三綱五常的封建道德，維持封建統治。魯迅對封建禮教的毒害深有體會，認為不深入地揭露和批判封建道德，就不能喚起民眾，解放人性。《狂人日記》吹響了“打倒孔家店”的號角。近些年來，有些論者認為魯迅的“打倒孔家店”是全盤否定中華傳統文化，主張全盤西化。這完全是一種誤解。魯迅要打倒的“孔家店”，並非真正的孔子的學說，而是被曆代統治集團篡改了的孔子。魯迅在《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一文中說得很清楚：孔子生前是很不得誌的，“孔夫子的做成‘摩登聖人’是死了以後的事，活著的時候卻是頗吃苦頭的。”“孔夫子之在中國，是權勢者們捧起來的，是那些權勢者或想做權勢者們的聖人，和一般的民眾並無什麼關係。”但是權勢者也不過“一時的熱心，因為尊孔的時候已經懷著別樣的目的”，孔夫子不過是權勢者的“敲門磚”，敲開了權勢之門，也就把它拋掉了。所以魯迅之打倒“孔家店”，就是打倒被權勢們“利用為或一目的器具”，並非孔夫子本人或他的學說。魯迅：《呐喊·狂人日記》。
對於這個問題確是值得深思的。筆者讀初中的時候，是在日本侵略軍占領的淪陷區。初中課程除通常的國文課外，還要求我們讀《孟子》。據說日軍是依據孟子的學說，在中國實行“王道”的，所以要中學生讀《孟子》來擁護日軍的“王道”。可見日本侵略軍也是把“孔孟之道”當做一種器具來利用的。
魯迅認為，封建教育的實質是奴化教育，是滅絕人性的教育。封建教育的核心是封建禮教的教育，“三綱”、“五常”是它的核心內容。所謂“三綱”，就是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則是仁、義、禮、智、信，是用以調整、規範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等人倫關係的行為準則，主張遵守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等上下尊卑的基本準則，所以又稱“五倫”。有人認為這“五常”是孔子在《論語·為政》篇中講到的，但孔子並沒有把它歸結為“五常”或“五倫”，實際這是後人的見解，是西漢董仲舒歸納的，不能視為孔子的本意。
孔子、孟子是我國古代的偉大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學派的代表。孔子的學說以“仁”為核心，以“禮”為準則，他在我國曆史上開私學之先鋒，傳說他培養了三千弟子、七十二賢人。在教育上有許多精辟的見解，如主張“有教無類”、“因材施教”、“教學相長”，主張啟發式教學等；他最早探討人性和教育的作用問題，主張“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注意發展學生的個性，等等。他的學說，在中國文化教育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孟子繼承和發展了孔子的學說，形成了儒家學派。如果用曆史辯證法的觀點來分析，孔孟學說，有積極的方麵，也有消極的方麵，是應該批判繼承的。但自漢武帝采納董仲舒的意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孔孟學說就變了樣，統治階級擴大了它的消極麵，並經過他們的闡釋，把它作為封建統治的思想基礎。魯迅批判的孔孟之道，就是指被篡改了的孔孟學說，批判宣揚“三綱”“五常”等為統治階級服務，禁錮人性的孔孟之道。
《孔乙己》這篇小說，就是對封建舊教育的十分形象的批判。孔乙己是封建教育的犧牲品，他熟讀“四書”“五經”，但在科舉考場上屢屢失敗，又沒有學到什麼謀生的本領，但又不願意脫下長衫，放下知識分子的架子，因此一生窮極潦倒，“好喝懶做”“不會營生”，最後在眾人的譏笑中無聲無息地死去。孔乙己的悲劇是封建社會廣大知識分子的悲劇，也是封建舊教育造成的結果。
舊教育需要改革，需要從我們自己做起，解放後來的人。他在《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一文中說：“便隻能先從覺醒的人開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後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魯迅：《墳·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
第三，要改造教育，先要改造社會。
教育是人類社會的一種活動，教育離不開社會，離不開社會的政治。幾千年來，學校教育總是被統治階級所壟斷，成為統治階級的工具。魯迅在批判封建教育的時候已經把封建教育與封建社會聯係起來，認為封建教育傳授的“三綱”“五常”都是為封建專製製度服務的。他長期在北洋政府教育部工作，更加親身體驗到，教育在那樣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不過是政治官僚們手中的工具。所以他竭力批判那種教育可以脫離政治的謬論。他說：“現在的所謂教育，世界上無論哪一國，其實都不過是製造許多適應環境的機器的方法罷了。”魯迅：《兩地書·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