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1926年離開北洋政府教育部，南下到廈門大學教書，本來想躲開北京這塊是非之地，到一個清靜的地方，“短期的喘息一下”許廣平：《魯迅回憶錄》，長江文藝出版社2010年，第75頁。但他同樣看到社會的黑暗。他在與許廣平通信的《兩地書》中不斷傾吐了對社會以及廈門教育界的黑暗的不滿。他寫道：“我以北京為汙濁。乃至廈門，現在想來，可謂妄想，大溝不幹淨，小溝就幹淨麼？”又寫道：“學風如何，我以為是和政治狀態及社會情形相關的，倘在山林中，該可以比城市好一點，隻要辦事人員好。但若政治昏暗，好的人也不能做辦事人員，學生在學校中，隻是少聽到一些可厭的新聞，待到出了校門，和社會相接觸，仍然要苦痛，仍然要墮落，無非略有遲早之分。”魯迅：《兩地書·二》。
魯迅認為，隻有改造社會，才能改造教育。魯迅反對當時的“教育救國論”。認為提倡“教育救國論”，讓學生埋頭讀書，隻能削弱革命鬥誌，無益於中國革命。他說：“中國大約太老了，社會上事無大小，都惡劣不堪，像一隻黑色的染缸，無論加進什麼新東西去，都變成漆黑。可是除了再想法子來改革之外，也再沒有別的路。”魯迅：《兩地書·四》。1927年10月魯迅應上海勞動大學之邀去演講，他講道：“在勞動大學一方讀書，一方做工，這是新的境遇；或許可以造成新的局麵，但是環境是老樣子，看著逼人墮落，倘不與這老社會奮鬥，還是要回到老路上去的。”魯迅：《集外集拾遺·關於知識階級》。說明知識階級要有真正的新的境遇，首先要改革環境，改造社會，否則，知識階級仍然要回到痛苦的老路上。
第四，讓兒童幸福的度日，自由的發展。
兒童在魯迅心中占有無比重要的位置，可以說，他一生的奮鬥，就是為了兒童不再受父輩的苦難，能夠幸福地度日，自由地發展。因為“將來是子孫的時代”，魯迅：《熱風·隨感錄五十七》。兒童的將來就是民族的未來。所以，魯迅的著作中有不少是論述兒童教育的。如《上海的兒童》、《看圖識字》、《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我們怎樣教育兒童的？》、《從孩子的照相說起》以及小說《風箏》等。
魯迅對封建舊教育的批判，就是為了“救救孩子”。魯迅最厭惡的是《二十四孝圖》。魯迅認為，兒童本有愛圖畫的天性，但是《二十四孝圖》卻是對兒童的一種毒害。他說，他聽完二十四個故事之後，才知道“孝”是如此之難。“陸績懷橘”，偷個橘回去孝敬母親還可以做到，“哭竹生筍”恐就難以如願，“臥冰求鯉”便有生命危險。而“老萊娛親”和“郭巨埋兒”簡直是駭人聽聞。魯迅對這兩個故事最為反感。魯迅說，老萊子本應該扶一枝拐杖，現在拿了兒童玩的小鼓，“簡直是裝樣，侮辱了孩子”。他寫道：“而招我反感的便是‘詐跌’。無論忤逆，無論孝順，小孩子多不願意‘詐’作，聽故事也不喜歡是謠言，這是凡有稍稍留心兒童心理的都知道的。”至於“郭巨埋兒”，雖然感動了“上帝”，沒有埋成，“最初實在替這孩子捏一把汗”。其實這些都是騙人的，“現在已經知道了這些老玩意，本來誰也不實行。”魯迅：《朝花夕拾·二十四孝圖》。說明《二十四孝圖》不過是欺騙孩子的。這樣的教育能培養出時代的人才嗎？可惜至今還有，去年我到一所中學，居然牆上還刻著這《二十四孝圖》。這恐怕是弘揚傳統文化的誤區，不能不說是教育的悲哀。
魯迅非常喜歡兒童，大家讀魯迅的文章，以為他是一位很嚴肅，很嚴厲的人。事實上他是非常富有感情的人，非常喜愛兒童，而且相信兒童，尊重兒童。大家知道他有一首詩：“無情未必真豪傑，憐子如何不丈夫。知否興風狂嘯者，回眸時看小於菟。”這首詩表達了他對自己兒子海嬰的愛。對待海嬰當然愛護有加，對他的教育卻是很民主的。據許廣平回憶：“魯迅先生活著的時候，給予他（指海嬰）的教育是：順其自然，極力不多給他打擊，甚或不願多拂逆他的喜愛，除非極不能容忍，極不合理的某一程度之內。”“如果我們錯了，海嬰來反駁，他是笑笑地領受的。”《許廣平憶魯迅》，廣東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65頁。有一次吃魚丸子，海嬰說不新鮮，別人都不信，魯迅把它拿過去嚐嚐，果然不新鮮。魯迅說：“他說不新鮮，一定也有他的道理，不加以查看就抹殺是不對的。”參見蕭紅：《回憶魯迅先生》。所以我們教育兒童時，一定要了解兒童，他的行為背後一定有某種原因，不能一味責備，了解了才能有的放矢地教育他。
魯迅希望兒童健康、活潑、頑皮，不要瘟頭瘟腦。他在《從孩子的照相說起》一文中，比較了中國孩子和日本孩子的相片，他說：“中國和日本的小孩子，穿的如果都是洋服，普遍實在是很難分辨的。但我們這裏的有些人，卻有一種錯誤的速斷法：溫文爾雅，不大言笑，不大動彈的，是中國孩子；健壯活潑，不怕生人，大叫大跳的，是日本孩子。”他給海嬰在日本的照相館裏照一張相，“滿麵頑皮，也真像日本孩子；後來又在中國照相館裏照了一張相，相類的衣服，然而麵貌很拘謹，順良，是一個道地的中國孩子。”這不同的原因是兩國照相師對兒童的要求不同，也反映了中國人教育兒童的觀念與日本不同。魯迅：《且介亭雜文·從孩子的照相說起》。
魯迅很重視家庭教育，認為兒童教育首先從家庭開始，父母就是兒童第一位老師。父母對兒童不僅有養育的責任，更有教育的責任。他批評當時中國的父母不注意家庭教育。他寫道：“中國的孩子，隻要生，不管他好不好，隻要多，不管他才不才。生他的人，不負教他的責任。雖然‘人口眾多’這一句話，很可以閉了眼睛自負，然而這許多人口，便隻在塵土中輾轉，小的時候，不把他當人，大了以後，也做不了人。”魯迅：《熱風·隨感錄二十五》。所以他嚴厲地批評一些迂儒的觀點。他就在上篇說到的文章裏寫道：“前清末年，某省初開師範學堂的時候，有一位老先生聽了，很為詫異，便發憤說：‘師何以還須受教，如此看來，還該有父範學堂了！’這位老先生，便以為父的資格，隻要能生。能生這件事，自然便會，何需受教呢。卻不知中國現在，正須父範學堂，這位先生便須編入初等第一年級。”
所以，家庭教育還有一個教育觀念和方法問道。教育者先要受教育，家長需要認識到家庭教育的重要，同時要懂得用健康的思想教育子女。魯迅批評舊式的家庭，一是父權太重，“以為父對於子，有絕對的權力和威嚴；若是老子說話，當然無所不可，兒子有話，卻在未說之前早已錯了。”魯迅：《墳·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這種思想不改變，難以有正確的家庭教育。所以魯迅說，首先要“改革家庭”。二是方法不對頭。魯迅批評錯誤的家庭教育：一種是“任其跋扈，一點也不管，罵人固可，打人亦無不可，在門內或門前是暴主，是覇王，但到外麵，便如失了網的蜘蛛一般，立刻毫無能力”。另一種是“終日給以冷遇或嗬斥，甚而至於打撲，使他畏葸退縮，仿佛一個奴才，一個傀儡”，父母往往以為是“聽話”，以為是教育的成功，等到放他到外麵去，“則如暫出樊籠的小禽，他決不會飛鳴，也不會跳躍”。魯迅：《南腔北調集·上海的兒童》。這兩種錯誤的教育方法在我們今天的家庭中也不少見，值得家長們深思。
00那麼，正確的教育方法是什麼呢？要有正確的教育方法，就需要了解兒童，要照顧到兒童的特點，切忌用成年人的思想去理解兒童，更不應該用成年人的方法去教育兒童。兒童天性活潑，喜歡遊戲，喜歡生動的有圖畫的書籍，有愛美的天性、豐富的想象力。魯迅寫道：“孩子是可以敬服的，他常常想到星月以上的境界，想到地麵下的情形，想到花卉的用處，想到昆蟲的言語；他想飛上天空，他想潛入蟻穴。”魯迅：《且介亭雜文·看圖識字》。魯迅在《風箏》一文中，曾經懺悔他年輕時拆毀弟弟製作的風箏，認為摧殘了兒童的天性。他寫道：“偶爾看了一本外國講論兒童的書，才知道遊戲是兒童最正當的行為，玩具是兒童的天使。”大家讀了這篇文章，常常會問他的胞弟周建人先生，問是否真有這樣的事。周建人回答，不記得發生這樣的事，他對弟弟和子侄們總是愛護備至的，他寫這樣的文章是想表明他的兒童教育的觀點吧。
魯迅認為，兒童教育，首先教育他認識周圍的自然和人文環境，其次是養成良好的習慣，做一個真正的人。1914年他的好友許壽裳在兒子五歲時，給兒子買了《文字蒙求》一書，請魯迅做開蒙老師，魯迅隻給他認識二個方塊字：一個是“天”字，一個是“人”字，和在書麵寫了他的兒子的名字“許世瑛”三個字。許壽裳說：“我們想一想，這天人兩個字的含義實在廣大得很，舉凡一切現象（自然和人文），一切道德（天道和人道）都包括無遺了。”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峨嵋出版社1947年。
魯迅很重視兒童的讀物和玩具。魯迅有感於當時社會兒童讀物的貧乏，呼籲文學家關心兒童讀物，希望他們為兒童創作或翻譯適合兒童特點的優秀作品。他自己身體力行，翻譯了不少外國童話。如翻譯了俄國作家愛羅先珂的九篇童話，取名《愛羅先珂童話集》、匈牙利貝·妙倫的《小彼得》等。1926年從7月6日到8月13日，在他即將離開北京的前夕，還每天到北京中山公園，在烈日炎炎下同友人一道翻譯了荷蘭童話《小約翰》，他要給兒童更多的精神食糧。他認為，為了新的孩子們，是一定要給他新作品，使他向著變化不停的新世界，不斷的發展滋長的。
他要求兒童讀物要注意兒童的語言，要用“孩子的話”來寫，不要用難字、生僻的字。他要求作者向兒童學習語言。“倘要明白，我以為第一是在作者先把似識非識的字放棄，從活人的嘴上，采取有生命的詞彙，搬到紙上來；也就是學學孩子，隻說些自己的確能懂的話。”魯迅：《且介亭雜文二集·人生識字糊塗始》。
魯迅還要求兒童讀物圖文並茂，因為兒童愛圖畫，愛美，兒童總是從看圖畫而再看文章，所以魯迅說：“插圖不但有，且亦有益。”魯迅：《魯迅書信集·致孟十還》。但圖畫要畫得真切、美觀，給兒童正確的美的形象。他批評當時出版的兒童讀物，書中的圖畫太粗劣太死板，和實物不同，色彩也都很惡濁。他說，畫中的兒童“大抵倘不是帶著橫暴冥頑的氣味，甚而至於流氓模樣的，過度的惡作劇的頑童，就是鉤頭聳背，低眉順服，一幅死板的臉相的所謂‘好孩子’。這雖然由於畫家本領的欠缺，但也是取兒童為範本的，而從此又以作供給兒童仿效的範本。”魯迅：《南腔北調集·上海的兒童》。魯迅認為，兒童畫實際上反映了民族的教育和民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