載：孔子說：“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論語·雍也》載：孔子說：“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優，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周敦頤在南安教授程顥程頤兄弟時，曾令二人“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啟發了二程探討這一問題的積極性。宋仁宗嘉佑元年，程頤在國子監讀書時，國子監直講胡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程頤發揮了周敦頤《太極圖說》和《通書》中的理論精神，論述了顏子所好之學為“學以至聖人之道”。胡見程之論文“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程頤的論文寫得如此成功，是與十年前周敦頤在這方麵的啟發提問分不開的。
周敦頤主張人們在道德修養上要有高度的自覺性和積極性。如他曾說：“君子乾乾，不息於誠。”個人如有優良環境和教育條件，就很好接受教育，向善的學習。如果所遇的環境不盡如人意，就潔身自好，淨化環境，養成如蓮那樣“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的純淨性格。他在《愛蓮說》中說：“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
蓮，花之君子者也。”
(四)論教學
周敦頤於所到之處，興學校，教授生徒，官學的教學內容是儒家《六經》和孔孟學說，在其私學中還講授他自己的學術思想。孔延之在《邵州新遷州學記》中說：“周君好學博通，言行政政，皆本之《六經》，考之孔孟。”《易經》是周敦頤的《太極圖說》和《通書》的理論淵源。作為教學課程，周敦頤給它以高度評價。他認為，《易經》對天地奧妙和義理作了高度的概括，是《五經》思想的源泉。他說：“《易》何止《五經》之源泉，其天地鬼神之奧乎！”《易》是最早講論“性命”的典籍，“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周敦頤很重視禮和樂的教育作用。他把當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的封建倫理道德說成是自然之理，把統治者關於社會製度、倫常、節儀的條文規定的《禮》視為“理”。他主張聖王治國首先要製定“禮法”，並進行禮法教育，使人們遵行它，以求社會秩序穩定，農業等各項生產順利進行。然後作樂，以陶冶人們的情感，形成人們優美的品性，百姓和樂。他說：“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
故禮先而樂後。”“古者聖王製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大和，萬物鹹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周敦頤擅長音律，何平仲在《贈周茂叔》詩中說他“智深太易知幽賾，樂本鹹池得正聲。”
周敦頤主張樂聲要“淡”而“和”，並且“淡而不傷，和而不淫”。
聽這樣的音樂，可陶冶人心淡且和，達到私欲消退，心平氣和。他說：“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周敦頤反對“妖淫愁怨”的樂聲。這種聲樂“導欲增悲”，有誘惑人“賊君棄父，輕生敗倫”的壞作用。
周敦頤認為，音樂與政治是密切相關的，“政善”與“心和”可互為影響而良性循環。音樂與“天地之氣”是息息相通的，宣暢和心的音樂，可以感動天地萬物，促進“天地和”、“萬物順”，鳥獸亦因而馴良。他說：“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於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太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祗格，鳥獸馴。”周敦頤主張樂聲和樂辭要妥善結合，既要樂聲淡，又要樂辭善。
這樣的音樂可以使人的情感和品德同時得到陶冶，從而起到移風易俗的良好作用。反之，如果讓妖聲豔辭的音樂泛濫，將會腐蝕人的情感和品格，而傷風敗俗。他說：“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聲豔辭之化也，亦然。”周敦頤很重視《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