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雍之所以最推崇《易》，是因為他的先天象數學就是建立在對《易》的研究和發展之上的，是通過爻變、卦變等各種不同形式的排列組合來發揮其哲學理論的。他把《易》的研究推向了一個新階段，即：將道教的思想與《易》理相結合，使“易學”成為理學的一個組成部分，為理學的命題作論證。由此可見，邵雍所主張的教學內容是重《易》輕《禮》的，他尤其推重的是建立在《周易》研究基礎上的先天象數之學(亦稱物理性命之學)。不過邵雍也認為，先天象數之學是學術性很強的學問，學習這一學問需要有一定的悟性。他說：“物理之學，不可強通。強通則失理而入於迷矣。《皇極》之書，不可以強通者也”。
前邊我們已經談到，邵雍所主張的教育目的是培養“以道經世”
的人才，這種人才應該德器、智識、才力三者皆備，“三者不可闕一”。這種人應該明了自然界之陰陽消長，明辨天地萬物之理，了解人世古今的治亂得失。因此他又主張教育內容不可局限於儒家經典，而應廣泛涉及宇宙間的一切知識，包括自然科學知識。他教育後學之輩說：“山川風俗，人情物理，有益吾學者，必取諸”。他自己在這方麵即堪為表率。邵雍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於書無所不讀”。後來他自己回憶當年學習的情況時說：“長憶當年掃弊廬，未嚐三徑草荒蕪。欲為天下屠龍手，肯讀人間非聖書”。他認為“學不際天人，不足以謂之學”。正是由於他知識基礎的廣博，後來才能在其著作和講學中廣泛涉及了一些自然科學知識。且不說他的著述中所富含的數學精蘊，以及所窮“動、植、飛、走之數”及“《易》所謂萬物之數”，僅其門弟子所記他平日講學之言的《觀物外篇》中，天文、曆算、數學、幾何、地理、生物乃至醫學、心理等方麵的內容亦都比比皆是。關於數學、幾何方麵的有：“乘數生數也，除數消數也，算法雖多，不出乎此矣”。“圓者徑一圍三，重之則六；方者徑一圍四，重之則八也。”關於天文、地理的有：“月本無光，借日光以為光”。“地東南下西北高，是以東南多水，西北多山”。“日月相食，數之交也。日望月則月食，月掩日則日食”。“星而至微為塵沙者，隕而為堆阜”。關於物理化學的有：“火無體，因物以為體。金石之火烈於草木之火者，因物而然也。”“木結實而種之，又成是木而結是實。木非舊木也，此木之神不二也。”等等。其論頗有可取之處。當然，在邵雍的教學內容中也包含不少神秘主義的假科學和迷信的內容，引人入象數神器、元會運世、皇帝王霸等概念的思辯迷宮裏兜圈子。但從曆史來看，這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這或許與儒家重道輕藝的傳統有關。
(五)論教學原則與方法
邵雍不僅一生治學刻苦，而且長期從事私學教學，對教與學有著豐富的經驗。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幾個方麵：
1.至誠通神
自周敦頤《易通》提出以“誠”為中心的理學思想以來，誠便成為理學家的一個重要概念。邵雍認為至誠不僅是道德修養的極致，而且是認識宇宙上一切事物，從而達到最高境界---通神的重要方法。
因而在教學上視至誠通神為治學要旨。他說：“至理之學，非至誠則不至”，還說：“先天學主乎誠。至誠可以通神明，不誠則不可以得到”，“欲得心常明，無過用至誠”。人們不僅在治學上“由直道任至誠則無所不通”，就是處事待人，誠也是一把無往不利的寶器。
因此，“待物莫如誠，誠其天下行”。還說：“言發於真誠則心不勞而逸，人久而信之。作偽任數，一時或可以欺人，持久必敗”。這實際上又消除了“誠”的一些神秘成分而賦予誠一定的合理因素，值得我們重視。
2.樂學勿滿
邵雍認為學習知識應自覺、主動，發揮主觀能動性，而樂學是關鍵。他說：“學不至於樂，不可謂之學”，還說：“天下言讀書者不少，能讀書者少。若得天理真樂，何書不可讀，何堅不可破，何理不可精！”。他自己為學時就是這樣，雖處於艱難困苦之中，仍“怡然有所甚樂，人莫能窺也”。他在其所著《勸學》一文中，引孔子“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的原話，說明“為善之樂，無大於學”。並將人生“二十歲之後，三十歲之前，三千六百日之間，朝經暮史，晝子夜集”，“聚而為才能，充而為德器，悅而為珍寶，發而為事業”，看作是“施之於心則心樂，施之於身則身安”，“不得謂虛生於一世”的事。居洛生活稍安定後，他即為其所居取名“安樂窩”，這安樂二字當指生活與為學兩方麵。其詩曰：“安樂窩中快活人，閑來四物幸相親。一編詩逸收花月，一部書嚴驚鬼神”。其相親之四物，首推其治學之精華《皇極經世書》和《伊川擊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