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與教學工作，不外乎是在積極方麵培養好思想、好習慣，在消極方麵消除不良的動機和行為，古今皆然。然而不良的動機和行為的消除要比事先防止困難得多。就和害人的疾病一樣，害了病再求藥治療不僅困難，且於人有損，而沒害病就先預防要好得多。邵雍正是看到了教育與教學上的這一規律性的原則。
(六)論道德教育的原則與方法
邵雍曾說：“人貴有德”，還說：“才不可恃，德不可無”，認為：“君子之學以潤身為本，其治人應物皆餘事也”。非常重視道德修養，在道德修養的原則與方法上，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幾點：
1.循理安分
作為理學“北宋五子”之一的邵雍，在道德修養上同其他理學家一樣，非常看重作為封建主義倫理綱常的“理”，視之為“天理”，要求人們循天理，安本分，以維護封建統治秩序。並將循理安分視為道德修養的根本任務和原則。他多次告誡人們：“循理則為常，理之外則為異矣”視不循理者為異端非類，並以循天理的所謂好處引誘學生。他說：“得天理者不獨潤身，亦能潤心。不獨潤心，至於性命亦潤”，所以“能循天理動者，造化在我也”。與循理相配合的是安分。在邵雍看來，所謂“分”，即是現實社會中所規定的人與人之間不同的社會地位、名分等級和權力義務。分者，當也。安分即安於你所當處的社會地位、名分等級和權力義務，不可越雷池一步。他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謂各安其分也”。
還說：“能安分則謂之道，不能安分謂之非道”。而邵雍這裏所說的道，正與理同義，那麼安分也就是循理。為了麻痹勞動人民，使其安分循理，邵雍又將分與命加以區別。說什麼：“幸不幸，命也；當不當，分也”。當有人問他：“何為分？何為命？”時，他舉例說：“小人之遇福，非分也，有命也；當禍，分也，非命也。君子之遇禍，非分也，有命也；當福，分也，非命也”。這就是說好人而遇不公之待遇，那是你的命不好，而並非分的規定不合理。你可以怨命，但你不可以怨分，你必須仍然循理安分，若是“強取必得是逆天理也”。其用心是不言而喻的。
2.趨善就新
遷善改過是儒家傳統的道德教育原則。邵雍繼承並發展了這一思想。他很重視趨善就新，及時改錯，最痛恨文過飾非，把改過趨善，追琢就新看作是為人和知道的標準。他說：“人善不趨，己惡不除，謂之知道，不亦難乎”。還說：“有過不能改，知賢不能親，雖生人世上，未得謂之人”。提倡“就新須果敢，從善莫因循”。認為小錯若不及時改正，勢必釀成大錯，到時再追悔就來不及了。即：“事之未急，當速改為，事之既急，雖悔難追”。要求學生“見善必為”，“舍己以從人”。
3.慎獨尚行
邵雍認識到通過道德教育來完成道德修養，最重要的是“慎獨”，即加強自我修養，戰勝自己內心深處的私心雜念。一個人好壞品質的形成、善惡行為的出現，常取決於萌發的念頭如何，一念之差即成定奪。加強自我修養，將邪惡的念頭禁絕在未萌發之時，這就是慎獨的修養功夫。他說：“凡人之善惡，形於言發於行，人始得而知之，但萌諸心發於慮，鬼神已得而知之矣，此君子不可不慎獨也”。
還說：“人之為道當至於鬼神不能窺處是為至矣”，他自己還解釋說：“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之意”。這裏若剔除其鬼神迷信的思想，吸取其合理的認識，防微杜漸，不容邪惡念頭萌發，一個人的道德修養水平必將得以完善提高。邵雍也看到要達到這一步是不容易的，但他堅持高標準要求自己和學生。他說：“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是知聖人所以立於無過之地者，謂其善事於心者也”。要求學生也應加強“善事於心”的功夫。
邵雍認為獲得一定的道德認識比較容易，而將之轉化為道德行為則較為困難。因此還特別強調要將道德認識轉化為道德行為，認為時時處處能身體力行的人才是道德高尚的人。他說：“能言未是難，行得始為艱”，“能言之人，未必能行”。而“君子常行勝言”，因此他提出尚行，並將是否能形成尚行的社會風氣與國家興亡聯係起來。他說：“夫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言也”。邵雍重視行，也並不排斥言，他要求的是言行一致，“表裏洞照”。因此，他觀察人的方法是察言觀行，即：“雖聞言語處，更看作為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