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宋一代，是我國曆史上少有的學術繁榮時期學術繁榮的標誌，是學派林立，人才輩出，形成了百家爭鳴的局麵宋代的這種百家爭鳴局麵，為此前的漢，唐所不能比擬，嗣後的明代也不能望其項背，隻有先秦才可與其相比。王梓材，馮雲濠在《校刊宋元學案條例》
中說：
宋，元儒異於明儒.明儒諸家，派別尚少，宋，元儒則自安定(按指胡瑗)，泰山(按指孫複)諸先生，以及濂，洛，關，閩，相繼而起者，子目不知凡幾。故明儒學案可以無表，宋元學案不可無表，以揭其流派(《宋元學案》卷首)製表雖是一個技術問題，但製表的必要性，反映了有宋一代學派關係的紛繁複雜。在北宋，除了上文所列的濂(周敦頤)，洛(程顥，程頤)，關(張載)諸學外，還有新學(王安石)，蜀學(蘇軾，蘇轍)等學派。到南宋，濂，洛，關學發展為閩學(朱熹)，湖湘學(張栻)，通稱為道學，又出現了心學(陸九淵)，婺學(呂祖謙)，永嘉學派(薛季宣，陳傅良，葉適)，永康學派(陳亮)等新學派，不同學派之間的論爭更為可觀，學術繁榮的程度超過了北宋。
南宋僅保有半壁河山，屈居於東南一隅，國力貧弱，時刻麵臨危亡之險，為什麼在學術思想上反而繁榮呢為什麼其學術繁榮程度超過了漢，唐盛世呢這是有其深刻的社會根源的。這是由於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矛盾極為尖銳，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織在一起，並且不斷激化，而民族矛盾處於主要矛盾，這樣一些錯綜複雜的狀況所決定的。一般說來，在我國封建社會，每當一個王朝出現，都有一個社會矛盾相對緩和，經濟發展，社會和政治相對穩定的時期，曆史上稱為“治世”或“盛世”，在這種情況下，在思想學術領域往往難以出現新的思想和新的學派。而在社會矛盾激比，各種問題充分暴露出來以後，一些善於深思的思想家才去探索問題，揭露矛盾，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出現新思想，甚至出現新學派。與以往朝代不同的是，南宋從一開始就是處於動亂之中，麵臨危亡之勢，社會矛盾激烈尖銳，問題充分暴露，使得思想家們不得不去深入思考，思想學術繁榮就由此而生。
葉適生活在南宋高宗，孝宗，光宗，寧宗四朝。其政治和學術活動主要在孝宗到寧宗三朝。這段時間在政治上的特點是在屈辱“和議”下的相對穩定。由於南宋軍民的抗金鬥爭，靖康之變到紹興初年的那種戰亂局麵已成過去，南北對峙的局麵已形成；但由於南宋統治者奉行對金的妥協投降政策，這種相對穩定的政治局麵始終籠罩在屈辱“和議”的陰影之下，民族壓迫和階級壓迫結合在一起，使南宋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苦難極為深重.在南宋，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交織在一起，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對金的和，戰，守問題是政治生活的主要問題。以和戰而論，在葉適出生前有“紹興和議”，在葉適出生後，有孝宗北伐和“隆興和議”以及寧宗朝的開禧北伐和“嘉定和議”。
“紹興和議”是在抗金戰爭節節勝利的情況下進行的.有兩次，一次成於紹興八年(公元1138年)，一次成於紹興十一年(公元年)，都有宋對金納貢稱臣的內容，條件非常苛刻，而以第二次和議維持的時間最長，影響最大.紹興十一年和議，是在金完顏宗粥(兀術)南侵，宋軍反擊，取得了順昌之捷(劉錡)和尚源之捷(吳璘等)，郾城之捷(嶽飛)之後，宗弼通過其派往南宋的內奸秦檜實現的。高宗，秦檜為了求和，放棄了宋軍經過艱苦戰鬥已收複的淮河以北的土地。宋帝向金稱臣，每年向金納絹25萬匹，銀25萬兩.紹興十一年是南宋曆史上最黑暗的一年。這年不但接受了屈辱的“和議”，為了保障“和議”的實行，高宗，秦檜還收了前線各大將的兵權，殺害了民族英雄嶽飛，罷黜了抗金名將韓世忠，一大批反對屈辱“和議”的官員被罷職流放。如陳亮所抨擊的，這是“忍恥事仇，飾太平於一隅以為欺”(《上孝宗皇帝第一書》，《陳亮集》第6頁)。
紹興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高宗趙構實行“內禪”，傳位於太子趙昚(宋太祖趙匡胤的七世孫)，是為孝宗.孝宗初即位，即起用主戰派大臣張浚，主持北伐。宋兵由兩淮北上，由於前線將領不和，造成符離兵潰，金兵乘機渡淮南下。南宋在秦檜餘黨湯思退主持下，與金議和。隆興二年(公元1164年)冬，和議成，宋帝不再稱臣，金，宋二帝以叔侄相稱；改“歲貢”為“歲幣”，銀，絹各減5萬，分別為20萬兩，匹；宋割四郡地，兩國地界恢複紹興和議原狀。葉適回顧這次曆史事件說：
往者隆興之初，聚重兵於淮水之上，使輔臣督之。方其未戰也，天下交口而議其後；及其一戰而不勝也，大兵潰散，飛檄告警，督師罷黜，而複與虜和矣。(《廷對》，《水心別集》卷九在當時，士大夫中主和者為多數，反對和議的是少數。但這個主和的多數並不能代表南宋軍民的多數，如朱熹所說：“且若必以人之眾寡為勝負，則夫所謂士大夫是和之多者，又孰若六軍，萬姓之為多耶”(《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三)宋孝宗原是“銳意恢複”的君主，但在為數眾多的主和派的包圍下，進取之誌逐漸減弱，終於不能有所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