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從孝宗乾道，淳熙年間，到寧宗慶元之前，為學術繁榮時期。
當時，人才輩出，學派林立，學術論爭頻繁，書院盛行。葉適回顧當時人才之盛說：每念紹興末，淳熙終，若汪聖錫，芮國瑞，王龜齡，張欽夫，朱元晦，鄭景望，薛士隆，呂伯恭及劉賓之，複之兄弟十餘公，位雖屈，其道伸矣；身雖沒，其言立矣。好惡同，出處偕，進退用舍，必能一其誌者也。表直木於四達之逵，後生之所望而從者也。(《著作正字二劉公墓誌銘》，《水心文集》卷十六這個名單當然不全。應該補上的，至少應有陸九淵，陳傅良，陳亮和葉適本人。不過這幾位年齡稍小，學術活動時間稍後，可算在“後生”之列。葉適這裏隻指出了他們的共同點，其實他們在學術思想上各自相異，分成各種學派。當時的學術繁榮，可以由此說起。
(一)學術繁榮的標誌
1.學派林立
南宋最大的學派是道學。道學是從北宋繼承下來而又有所發展。道學在南宋又分為以張栻為代表的湖湘學派和以朱熹為代表的閩學派。與道學相對立的，有以陸九淵為代表的心學學派。道學和心學後人通稱為理學。與道學和心學對立的，有薛季宣，陳傅良，葉適為代表的永嘉學派和以陳亮為代表的永康學派。以呂祖謙為代表的婺(金華)學派，兼取各家之長。與永嘉，永康觀點相近的有金華唐仲友的學派。
湖湘學派。主要代表張栻(公元1133-1180年)字敬夫(又字欽夫)，號南軒，漢州綿竹(今四川廣漢縣)人，為南宋主戰名臣張浚長子。一生力主抗金，反對和議。曾從胡宏問學於衡山。胡宏傳其父安國之學，安國學宗二程。胡“開湖湘學統”(《宋元學案》卷四十二《五峰學案》)，上接二程。
張材之學，以理為宇宙本體，事物之主宰。認為“有是理則有是事，有是物”(《孟子說》卷四)，“事事物物皆有所以然，其所以然者，天理也”(同上，卷六)。又認為“太極動而二氣形，二氣形而萬物化生，人與物俱本乎此者也”(《存齋記》，《南軒全集》卷十一)，與朱熹“太極即理”觀點一致。又以天理人欲釋義利，由此引申出“存天理，去人欲”的道德論，朱熹稱讚為“擴前聖之所未發”(《張公神道碑》，《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九)。張栻又有“心也者，貫萬事統萬理而為萬物之主宰者”(《存齋記》，《南軒全集》卷十二)之論，與程朱道學相離異，而表現出通向“心學”之傾向。但主導思想仍為道學。
閩學派。主要代表朱熹(公元1130-1200年)字元晦，號晦翁，徽州婺源(婺源今屬江西)人，生於建州尤溪(今福建省尤溪縣)。其父朱鬆紹興年間與同列上書反對和議而忤秦檜，被禦史所劾。朱熹曾受學於延平李侗。李侗為羅從彥門人，羅從彥師楊時，故朱熹為程頤之四傳弟子。朱熹繼承和發展二程學說，建立了完整的道學思想體係。他認為，理是宇宙的本體。斷言“未有天地之先，畢竟也隻是理”(《朱子語類》卷一)，明確提出“理在先，氣在後”，“有是理便有是氣，但理是本”(同上)。持“理一分殊”說，認為“萬物之中又各具一理”，但“總隻是一個理”(同上，卷九十四)；有辯證思想，指出“凡事無不相反以相成”，認為事物“隻是一分為二，節節如此，以至於無窮，皆是一生兩爾。”(同上，卷六十七在知行關係上，認為“論先後，知為先”；而“論輕重，行為重”(同上，卷九)，注意行的重要性，但顛倒二者的先後次序。提出天命之性(“道心”)和氣質之性(“人心”)之分別，認為人稟氣而生，所稟之氣有清濁，故有聖賢，愚不肖之分。強調天理與人欲對立，主張“存天理，去人欲”。朱嘉還是一個大教育家，無論居官還是退居武夷，皆聚徒講學，從學者甚眾，門人遍布閩浙贛湘各地，形成規模宏大的學派。
心學學派。主要代表陸九淵(公元1139-1193年)字子靜，自號存齋，撫州金溪(今屬江西)人，中年後講學於貴溪象山精舍，學者稱象山先生。與兄九韶(子美)，九齡(子壽)並稱“三陸子之學”。
其學以“心”為宇宙萬物之本原，有“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
(《雜說》，《象山全集》卷二十二)之論。提出“心即理”命題，認為“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與李宰》之二，同上，卷十一)在心物關係上，認為“萬物森然方寸之間，滿心而發，充塞宇宙，無非此理。”(《語錄》，同上，卷三十四)萬物都包容在我心中。認為人的認識，就是“發明本心”，“古人教人，不過存心，養心，求放心。
此心之良。人所固有，人惟不知保養而反戕賊放失之耳。”(《與舒西美》，同上，卷五)他以“發明本心”的方法為“易簡工夫”，認為要保存人心之“固有良知”，須“存心去欲”。這種主觀唯心主義的宇宙觀和內省修養的認識論，被陸九淵的大弟子楊簡發展到極端，成了唯我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