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孝宗皇帝第三書》)的衰敗局麵。指出：在高度中央集權下，“發一政，用一人，無非出於獨斷朝廷有一政事，而多出於禦批；有一委任，而多出於特旨”(《中興五論》)。這樣，就形成了“聖斷裁判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吏坐行條令，而百司逃責，人才日以囗茸”(《上孝宗皇帝第一書》)的局麵。這種情況不僅使整個國家機器死氣沉沉沒有生機，各級官吏不能充分地發揮其主動作用，“群臣救過之不及，而何暇展布體以求濟度外之功哉！”(《上孝宗皇帝第三書》)針對這種情況，他要求取消皇帝個人獨裁；一切政事“付之會議”，主張給中央各部和地方官以應有的權力。提出“重六卿之權”“置大帥以總邊陲”，“住文武以分邊郡”，充分發揮中央各部分和地方各級行政機構官吏的作用。他認為，如果能如此，就可達到“財自阜”“兵自強”
“利自興”“守自固”。使國富民強的目的。北宋王朝在建國之初實行高度的中央集權，目的是為了徹底結束地方割據，鞏固國家統一。
高宗南渡以後，為了推行對金人妥協投降的路線，防止主戰派將帥專權抗戰，死抱中央集權不放，大大削弱了抗金力量，由於將帥無主動權，因而屢戰屢敗。陳亮的改良主張，不僅可以糾正君主集權造成的種種弊端，而且還對於加強發展抗金的軍事力量有著積極的作用。
由此可見，陳亮的分權主張，在南宋更有其特殊意義。
對於“任人之道”，陳亮認為，南宋之所以萎靡不振，也與“任人之道”不當有著密切關係，這種“任人不當”首先表現於“以儒立國”
(《上孝宗皇帝第三書》)，以儒家經典為內容進行科舉取士，形成了使士大夫“宛轉於文法之中”，“而不知事功之為何物”，“不知形勢之為何用”(《戊申再上孝宗皇帝書》)，造就了大批的“儒庸萎(王肖之人”(《中興五論》)使之充斥朝廷，那能為國家辦好事？在這樣的用人製度下，許多有真才實學的能人受到排斥。其次表現在用人不信，不能“虛心以待之”，推誠以用之(《中興五論》)，這就使得天下的英豪之士不能為朝廷所用。針對這些問題，陳亮提出了“疑則無用，用則勿疑”、“與其位，勿奪其職，任以事，勿間以言”(同上)的建議，這種建議是要求放手發揮各級官吏的作用，使人盡其才。
在選用人才上，陳亮認為“自古亂離戰爭之際，往往奇才輩出”
(《中興遺傳序》)，他講了一個善於選求人才的寓言故事：
昔人有以千金求千裏馬者，不得，則以五百金買其骨焉。不逾期，而千裏馬至者三。何則？趨其所好，人之情也。不得於生者，見其骨猶貴之，可謂誠好之矣。生者之思奮，因也。(《英豪錄序》
這個故事含義深刻，說明隻要能真正愛護人才和真心實意求取人才，就不會憂慮沒有人才，他有一句名言“何世不生才”，關鍵在於善於發現和求取。他提出要“任賢使能”“以清宦官”，就是要對舊的官吏進行清理整頓，對那些賢能之才要加以重用，對那些名不當實的庸人要加以摒棄，為此，他還要求廢除腐朽的“恩蔭”製度，不能再給皇族、官僚子孫不通過嚴格考核而靠祖、父輩特權為官的機會。
在對人才的考核上，陳亮主張通過實際使用來進行檢驗。提出了“人才以用而見其能否”(《上孝宗皇帝第一書》)和“策之以言，而試之以事”(《英豪錄序》)，對在職官員的考核、升降、賞罰、陳亮提出了“嚴政條以核名實”，“懲吏奸以明賞罰”的原則。
陳亮的改革思想見地雖高，意見雖好，可惜終未得到統治者的重視和采納。然而，他的一片愛國熱忱和金玉良言卻在曆史上，留下了長久不息的光輝。
(三)批判理學論說“王霸”“事功”
陳亮的思想。有一個從淺到深的發展過程。
在初期階段，即青年時期，他對南宋在抵抗金人入侵的鬥爭中軟弱無力，在戰場上連連失敗的原因認識不深，僅僅歸結為軍事上的處置不當。因此從“考古人用兵成敗之跡”出發，寫出了《酌古論》，用單純的軍事觀點考察補救之方。隨著其社會閱曆的增加，他才察知若要取得抗金事業的勝利，還必須解決政治上的積弊，在他的五次《上孝宗皇帝書》中，表現了他的思路從軍事轉向了政治的發展。在其思想發展的第二階段，不僅提出了抗金的戰略、策略，同時還著重研究了政治問題，提出了許多解救南宋萎靡頹敗局麵，使國家重新統一的變革主張。這些思想都包含在他對皇帝的上書之中，這在前文已有評述。陳亮思想發展的第三個階段，是他的哲學思想的成熟，這一更深刻的轉變，表現在用唯物主義的功利思想為武器，對理學唯心主義批判之中。在當時，理學已被抬到壓倒一切學術思想的地位，它不僅形成為一種學術思潮而且成了可以左右輿論，定奪是非的政治勢力，成了士大夫們獵取官職，攫取權力利祿的資借物。對於這種彌漫於天下的社會思潮，陳亮自青年時期起便置身於冷靜觀察的地位，不肯盲從附和。經過長期的觀察分析，終於認識到這種脫離社會實際，空談心性的理學不但無補於實際，反而與南宋統治者在政治上的因循苟且。對金人侵略的忍辱求降有著緊密的聯係，“始悟今日之儒士，自以為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痹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仇，而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上孝宗皇帝第一書》)，他同當時理學的代表人物朱熹進行了激烈的論戰，雙方壁壘森嚴，互不退讓，在辯論中對理學進行了係統的批判。後來，陳亮又經過了反複研究，終於建立了與理學相抗衡的永康學派，在社會上產生了重大影響，竟然使朱熹為之驚恐聲言其“可畏！可畏！”(《朱子語類》卷陳亮在批判理學的思想鬥爭中，以唯物論的事功主義為武器、從事實上和理論上揭露和批判了朱、陸學說脫離實際的危害性，他說“世之學者，玩心於無形之表，以為卓然而有見，事物雖眾，此其得之淺者，不過如枯木死灰耳、得之深者，縱橫妙用，肆而不約，安知所謂文理密察之道，浮乎中流，無所底止，猶自調其有得，豈不哀也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