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學派的經濟思想在浙東實學中最具係統性，而其集大成者葉適的經濟思想具有典型意義。
葉適(1150-1223年)字正則，晚年在永嘉城外水心村著書講學，世稱水心先生，溫州永嘉(今浙江溫州)人。淳熙五年(1178年中進士，曆仕京外，曾為兵部侍郎、吏部侍郎、太常博士等，屢奏言複興，要求抗金。《宋史·葉適傳》稱“適誌意慷慨，雅以經濟自負。”開禧北伐時，他出知建康府立有戰功；又在江淮屯田練兵修壘築堡，防禦金兵進犯；到韓佗胄敗後，他因“附會用兵”被革職。葉適倡導“務實而不務虛”(《水心文集·補遺》)，他批評“高談者遠述性命，而以功業為可略”(《水心別集》卷15《上殿劄子》)，主張“黜虛從實”，修實政、行實德、實事實功。黃宗羲在《宋元學案·艮齋學案》的案語中說：“永嘉之學，教人就事上理會，步步著實，言之必使可行，足以開物成務。”實際功效是衡量道義正確性的指標。
就學術淵源看，一般認為永嘉學宗二程，有永嘉先輩周行己、許景衡、鄭伯熊等，經薛季宣(1134─1173)、陳傅良(1137─1203)發展“實事實理”學風，到葉適而永嘉實學蔚為大觀。黃百家說：“永嘉之學，薛、鄭俱出自程子。”(《宋元學案》卷56《龍川學案》)但全祖望提出：“世知永嘉諸子之傳洛學，不知其兼傳關學。”(《宋元學案》卷《周許諸儒學案·序錄》)他認為：“浙學於南宋為極盛，葉、蔡宗止齋以紹薛、鄭之學為一家，遂與同甫之學鼎立，皆左袒非朱、右袒非陸，而自為門庭者。”(《宋元學案》卷53《止齋學案》)為葉適立學案，論“水心較止齋又稍晚出，其學始同而終異，永嘉功利之說，至水心一洗之。乾淳諸老既歿，學術之會，總為朱、陸二派，而水心其間，遂稱鼎足。”(《宋元學案》卷54《水心學案上》)葉適引留茂潛語：
“故永嘉之學，必彌綸以通世變者，薛經其始而陳緯其終也。”(《水心文集》卷10《溫州新修學記》)學術流脈固然重要但不易說清，且思想家的研究不宜僅以此為據，故宜較宏觀性把握。葉適遠承伊洛，近師周、鄭，光大薛、陳而集永嘉學之大成；其學術是有宋以來反傳統思想與務實精神的集中體現，是中原文化的發展流變與東南地域社會經濟結合的產物。當時，孝宗朝既有戰爭威脅又相對穩定，要勵精圖治就要務實空談無用，這也是時局的需求。另外，宋南渡後大量士人薈萃東南有利於交流汲取，形成眾多學派並存的生動局麵，具葉適所說的“師友之教”與“流風相接”，加上他任官務實的經曆等等，對永嘉實學之大成均起作用。
葉適的思想經曆了一個發展過程。他與朱熹有聯係，又與浙東其他學派有來往，他推崇陳亮，為之銘墓誌、序文集，他們被朱熹指責為“若永嘉、永康之說，大不成學問，不知何故如此。”(《朱子語類》卷122)早年他還在朝中為朱熹理學進言說話；在《進卷·管子》中，指責管仲始壞王政，“以利為實，以義為名”(《水心別集》卷6)；在淳熙五年(1178年)的《廷對》中他提出：“孔子修群聖人之道，付之儒者使世守之。而秦漢以還，習於功利雜伯之政，與群聖人之道不類”，主張“談誼而不談利，計德而不計功”(《水心別集》卷9)。而晚年的代表作《習學記言序目》則明顯變化，反對空談倡言功利。此書“根柢《六經》，折衷諸子，剖析秦漢，迄於五季。”(《習學記言序目》嘉定十六年序)是他對對傳統思想的係統反思。
葉適在經濟思想方麵的貢獻，突出於其反傳統精神和商品經濟發展的時代特征，並且較為全麵係統，所及幾乎涵括傳統經濟觀諸方麵，以下要點較為集中地反映了他對傳統經濟思想的發展創新──1.義利觀
事功實學在義利觀上有其鮮明的反傳統傾向。葉適說：“‘仁人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此語初看極好，細看全疏闊。古人以利與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義光明。後世儒者行仲舒之論，既無功利，則道義者乃無用之虛語爾。”(《習學記言序目》卷23)漢代大儒董仲舒的名言受到“全疏闊”的評價，無功利的道義被認為隻是無用的“虛語”，這是對傳統儒家的義利觀進行的深刻修正。葉適解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