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要削減財入，減輕民眾負擔，這與他的富民思想分不開。
4.富民觀
主張“藏富於民”是傳統儒家的主張，但這是從富民是富國的基礎出發的。葉適發展了這樣的主張，強調許民求富、保民之富，反對政府抑製，還公然為富人辯護。他反對“抑兼並”和行井田製，說：
“俗吏見近事，儒者好遠謀，故小者欲抑奪兼並之家以寬細民，而大者則欲複古井田之製，使其民皆得其利。夫抑兼並之術，吏之強敏有必行之於州縣者矣。而井田之製，百年之間雖告亦莫之聽也。
夫二說者，其為論雖可通，而皆非有益於當世，為治之道終不在此。”
他認為“不可以為井”、“亦不必為井”，因為“已遠者不追，已廢者難因。”再就是說：“今俗吏欲抑兼並，破富人以扶貧弱者，意則善矣”，但不應實行，因為：“小民之無田者，假田於富人；得田而無以為耕，借資於富人；歲時有急，求於富人；其甚者，庸作奴婢，歸於富人；遊手末作，俳優伎藝，傳食於富人；而又上當官輸，雜出無數，吏常有非時之責無以應上命，常取具於富人。然則富人者，州縣之本，上下之所賴也。富人為天子養小民，又供上用，雖厚取贏以自封殖，計其勤勞亦略相當矣。”對於豪強惡霸則應當“教戒”使之“自改”。在葉適的認識中，富人的社會功能幾乎達到無所不包的程度。作為國家的根基，富人當然應當受到保護，不容抑製損傷。“富人代天子養小民”
之說有特殊意義，說明宋代國家與自耕農及佃農的關係變化。“夫人主既未能自養小民，而吏先以破壞富人為事，徒使其客主相怨，有不安之心，此非善為治者也。故臣以為儒者複井田之學可罷，而俗吏抑兼並富人之意可損。因時施智，觀世立法。誠使製度定於上，十年之後，無甚富甚貧之民，兼並不抑而自已，使天下速得生養之利，此天子與其群臣當汲汲為之。”(《水心別集》卷2《民事下》)他反對奪富人“今天下之民不齊久矣，開闔、斂散、輕重之權不一出於上，而富人大賈分而有之，不知其幾千百年也，而遽奪之可乎？奪之可也，嫉其自利而欲為國利可乎？嗚呼！居今之世，周公固不行是法矣。”(《水心別集》卷2《財計上》)“數世之富人，食指眾矣，用財侈矣，而田疇不愈於舊，使之能慨然一旦自貶損而還其初乎，是獨何憂！雖然，蓋未有能之者也。於是賣田疇鬻寶器以充之，使不至於大貧竭盡，索然無聊而不止。”(《水心別集》卷2《財計下》)“使後世之治無愧於三代，則為田之利，使民自養於中，亦獨何異於古！”(《水心別集》卷《民事下》)他多次要求除去苛捐雜稅，使“小民蒙自活之利，疲俗有寬息之實。”(《水心文集》卷1《上寧宗皇帝劄子三》)要求保護求富，與儒家傳統的“不富不貧”主張已經大相徑庭了。葉適為富人辯護的思想，包括了地主、農民和工商業者的整個民眾在內，他把富民作為富國的基礎，但並非從“國”與“民”的分配關係中，完全代表“民”
的利益。他強調的是國家的整體利益，而國家是以民眾為基礎的，這也是古代中國富民思想的特征，不存在純粹意義上的富民思想，如葉適這樣具有鮮明的反傳統意識者也不曾逾越。
餘英時先生十分重視“富民論”，認為主張國家應保護富民使之能“安其富”的觀點，“這在儒家經濟思想史上是一個比較新穎的觀點。當時除了其(指蘇轍)兄蘇軾以外，司馬光也持論相近，南宋葉適則發揮得更多。但這一新觀點的廣泛流行卻在明代中葉以下。”
他的《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主要講明清時代，在學術界有很大影響。實際上，宋代為富人辯護思想對後世影響很大，與中國社會的商品經濟發展和經濟對政治的反抗過程相一致，成為中國前近代社會經濟思想的重要特征。明代丘浚說：“富家巨室，小民所賴，國家所以藏富於民者也。”(《大學衍義補》卷13《蕃民之生》)並發展為“安富”思想；他也反對抑製富人“乃欲奪富以與貧以為天下，焉有是理哉！”(同上，卷25《市糴之令》)王夫之說：“大賈富民者，國之司名也”(《黃書·大正第六》)，“國無富人，民不足以殖”(《讀通鑒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