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驗學習之中，葉適特別強調“多識前言往行”，表現出強烈的曆史意識，這是特別值得重視的。這種曆史意識表明，人是曆史的存在，是曆史經驗的承載者，因此，需要從曆史經驗中吸取智慧，需要靠先賢的言行紀錄滋養德性，而不能離開曆史的空間談論形而上的性命之學。他將孔子視為成德的典範，而不是超越曆史時空的神聖偶像。他並不諱言孔子孟子(他對孟子有批判有稱讚)之“迂闊”(見《葉適集》，第674-675頁)，就是說，他並不以成敗論英雄，不以得失論聖賢。因為孔、孟作為曆史“典範”，有巨大的曆史作用，使後世人有所遵循。因此，除了當下的生活實踐和經驗之外，還要在“前言往行”即曆史“典範”中去學習，這樣的曆史“典範”是非常重要的。
他批評後世儒者常常離開曆史“典範”，自己創造出一套虛幻的理論，使其成德之學“無據”，自然也就不能成德。他之所以堅持孔子“述古”而不“作古”，就是為了恢複曆史“原典”，從中吸取精神營養，而不是向往“無據”之創造。葉適開創的這種曆史譜係學，與他的知識譜係學是互為條件的。
從曆史譜係學的角度看，曆史人物、事件及其曆史記載的文獻、典籍都有其真實性、客觀性，這構成曆史的“實事”，並由此證實了曆史的延續性。曆史人物就是在不同的曆史空間中活動的，而曆史經驗是靠他們積累的，所謂孔子“述古”而不“作古”，就體現出對曆史真實的尊重。人人都生活在曆史中，生活在曆史的時間與空間所構成的譜係之中，隻有承認這一點，人的存在才是有“據”的，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也是有“據”的。時間是進行的，事物是變化的，從這個意義上說，一切都可以納入到曆史的序列，一切都在變化之中，《周易》所謂變化之道也不例外。這是廣義的曆史。
但是，在事物變化之中，又有一貫之“統紀”，即所謂“道統”(此“道統”與程朱所謂“道統”不同)，這就是物有變而理不息，“天下之事變雖無窮，天下之義理固有止”(《習學記言序目》，第182頁)。
“止”者止於物也，道是不能離開事物而獨立存在的。道之所以存在也是有“據”的，其據就是曆史的“實事”，這也就是理之所“止”。葉適並不反對講義理，“然訂之理義，亦必以史而後不為空言”(同上書，第205頁)。這裏所說的“史”，是指廣義上的曆史事實，包括人的存在及其言行。如果離開曆史事實而空談義理，那就是“影像”，影像不是真實存在。他評論孟子說：“若孟子之論理義至矣，以其無史而空言，或有史不及見而遽言，故其論雖至，而亦人之所未安也。”
(同上)換句話說，孟子所論之理義(即義理)無非是“影像”而非真實之論，故不能使人心安。由此看見，“實事”與“影像”之說，是葉適基於曆史意識而提出的一個重要的理論方法。
從知識譜係學的角度而言，葉適堅持認為，孔子的“思學兼進”
(見《習學記言序目》，第186頁)的方法，是成德的根本途徑，而多聞、多見之學，則居於首要地位。這裏也有時間觀念，凡見聞之知都屬於經驗範疇，凡經驗都是在一定時間中獲得的，常常因時而異，因地而異，孔子之時的人與事與南宋之時的人與事有所不同，所經曆的人生經驗也不同，就此而論，不需要也不可能回到古代社會，得到與古人一樣的經驗，因此，他是反對“泥古”的。即使是同時代的人也不可能得到完全相同的經驗，但是，他相信經驗中凝聚著共性，個別中包含著通例，正如孔子所說，“德不孤而必有鄰”，就是說，德之所以為德，固有其相似性、相通性、一貫性。這是靠心之思而得以存在的，而思又不離耳目見聞，由此而“內外交相成”，並保證其客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