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們可以說，葉適質疑程朱道統說，並不是否定“道統”的存在，相反地，他肯定中國文明的確有一道統存在，此道統非“特以身傳”，而是在曆史，典籍，知識份子以斯文為己任的關懷之中。因此道統從來不曾中斷，所謂“道固常存，學固常明”。程朱學派立道統之說而自任為道統繼承人，對葉適來說是錯看了道統的內容。他在〈答吳明輔書〉中說：
垂諭道學名實真偽之說，《書》：“為學遜誌，務時敏，厥修乃來。
允懷於茲，道積於厥功。”言學修而後道積也；《詩》：“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佛時仔間，示我顯德行。”言學明而後德顯也；皆以學致道而不以道致學。道學之名，起於近世儒者，其意曰：“舉天下之學皆不足以致其道，獨我能致之，”故雲爾。其本少差，其末大弊矣。
葉適認為“古人以學致道，不以道致學”，是認為“道”存在於典籍之中，可透過典籍的學習求致。對葉適來說，唐虞三代之治道的原理全由孔子繼承，記述於六經之中，後世學者透過學習六經，便可以明道。因此，“道”不是什麽難知難求，形上物外之理，而是備於人倫大紀，禮樂儀節之中。學者通過學習，習得典製禮儀等事物，自然也就能由學習實踐之中，明白“道”的存在。所謂“蓋一言行，則有一事之益，如鑒覩像，不得相離也。古人治儀，因儀以知事。”就是這個意思。
而近世儒者以為“舉天下之學皆不足以致其道，獨我能致之”這種以一己私意來窺測天道的作法，對葉適來說“其本少差，其末大弊矣。”這裏的近世儒者所指為誰，我們無從得知，不過若就葉適晚年對程朱學派的反省和思考，以及程朱學派“道統說”及其對“道”的掌握要求先於經典，我們可以推測應是指程朱學派儒者。朱熹曾說：
“四子，六經之階梯。”認為為學應先由四子書契入，根本掌握道與理，然後再持此道理學六經，則六經道理才能明白。程頤亦有相似言論，所謂：“嚐語學者，且先讀《論語》，《孟子》，更讀一經，然後看《春秋》。先識得個義理，方可看《春秋》。”又說：“學《春秋》可以盡道矣。然以通《論》，《孟》為先。”
程朱論點乍看之下，似乎與葉適所說“以學致道”並無太大差別，也就是葉適所謂“其本少差”，隻是入門學習的方向不同而已，何以到頭來會變成“其末大弊”呢對葉適來說，由四子書入手，先去推求，詮釋出一個“道”的存在，然後再以此“道”去詮釋六經，意即“以道致學”，這是非常危險的作法。四書學的形成與其地位，是到朱熹手上才確立，其意義在於藉由四書說明，詮釋性命天道，以此作為其學說的中心，並企圖將其地位提升至六經之上。然而就葉適的角度而言，《中庸》為子思自作，非孔子所傳，《孟子》新說奇論，未得聖人之旨，則豈有向四子書求“道”的理而六經為上世聖人所傳，孔子所述，“道”存於六經之中絲毫無疑，又豈有舍六經而他外求“道”的理葉適強調“由學致道”，所學即是六經，並且說明孔子紹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的立論點，正是因為孔子述六經，使唐虞三代之道賴以得傳的緣故。因此勤習六經才可明道，所明之道也才是聖人之“道”。也就是說，道自始至終都存於書上，事上，物上，而不是訴諸於冥思，默契性命天道，自以為獨得。《習學記言》曰：《書》稱“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道之統紀體用卓然，百聖所同，而《中庸》顯示開明，尤為精的。蓋於未發之際，能見其未發，則道心可以常存而不微。於將發之際，能使其發而皆中節，則人心可以常行而不危。不微不危，則中和之道致於我，而天地萬物之理遂於彼矣。自舜，禹，孔，顏相授最切，其後惟此言能繼之。
如果“道”隻能訴諸默契，隻能訴諸“傳心”，那麽“道”隻是形而上的存在，隻能各自印心而不能論詰。他於〈宋廄父墓誌銘〉一文中即說：“時諸儒以觀心空寂名學，徒默視危拱，不能有論詰，猥曰“道已存矣”。”又於《水心別集卷七總述》說：唐，虞，三代，上之治為皇極，下之教為大學，行之天下為中庸。漢以來，無能明之者。今世之學，始於心，而三者始明。然唐，虞，三代，內外無不合，故心不勞而道自存。今之為道者，務出內以治外，故常不合。
葉適認為中國的確有一“道統”的存在，此一道統自唐虞三代始，傳至孔子，孔子總述六經而“道”得以傳。這裏的“道”不僅止於個人道德，更是天下治道，是“文物粲然，四方風動”禮興樂製，百姓安樂的理想實現。因此他並非反對程朱“道統說”，相反地，他十分肯定“道統”的存在，隻是他不能認同以天道性命為中心的“傳心道統”，而是將“道統”確立在六經治教上，認為儒家的關懷目標應是經世濟國，而非形上的性命天道。
葉適此種思考，同時表現在其對佛教的態度上，他對儒學根本關懷的思考，確立他對儒佛的分判態度，更加凸顯，證明他的“道統觀”
有別於程朱，並且能從中看出其精辟的眼光與思考。
(三)儒佛之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