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養什麼樣的人的問題，是教育的根本問題。陳亮、葉適同朱熹、陸九淵在教育思想上的分歧，正是集中在培養什麼樣的人的問題上。陳亮、葉適關於教育目的的主張也正是在同朱熹、陸九淵的論辯中得到充分闡發的。
陳亮和朱熹圍繞著“成人之道”問題展開過激烈的爭論。以朱熹為代表的道學家的教育目的，可以概括為培養“醇儒”。他在寫給陳亮的信中，勸誡陳亮“以醇儒自律”，他說：“絀去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之說，而從事於懲忿窒欲、遷善改過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陳亮不讚成朱熹等人的這種主張，認為教育的目的應當是教人“做人”，而不是教人作“儒”。他說：“亮以為學者學為成人，秘書(朱熹)不教以成人之道，而教以醇儒自律，亮猶有遺恨也。”又說：“人生隻是要做個人。學者，所以學為人也，而豈必其儒哉！亮之不肖，於今世儒者無能為役，其不足論甚矣，然亦自要做個人。”鮮明地與道學家的教育目的劃清了界限。陳亮指出：理學家所謂的“醇儒”，不過是“研習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秒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為功，以涵養為正，麵盎背”的道學先生。這種人既無真才實學，又自命不凡，對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見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卻一竅不通，一無所能。陳亮認為，道學家所謂“成人之道”，所謂“以醇儒自律”，就是教人安坐不動，獨善其身，不管國家存亡，不問生民利害，在金人步步進逼、半壁東南的宋朝岌岌可危，民眾生活困苦不堪麵前，隻能兀然端坐，拱手無為，甘心亡國。陳亮對道學家的“成人之道”進行了深刻的批判，對朱熹所樂道的“醇儒”進行了尖刻的揭露和辛辣的譏諷，他說：
世之學者玩心於無形之表，以為卓然而有見。事物雖眾，此其得之淺者，不過如枯木死灰而止耳；得之深者，縱橫妙用，肆而不約，安知所謂文理密察之道，泛乎中流，無所底止，猶自謂其有得，豈不可哀也哉！今世之儒士，自以為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痹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仇，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至於艱難變故之際，書生之智，知議論之當正，而不知事功之為何物；知節義之當守，而不知形勢之為何用；宛轉於文法之中，而無一人能自拔者。在陳亮看來，天下之事，不能靠“安坐感動”，不能靠端坐冥悟去解決，隻有靠“自家氣力”才能“幹得動”、“挾得轉”。他說：
天下，大物也，須是自家氣力可以幹得動，挾得轉，則天下之智力無非吾之智力，形同趨而勢同利，雖異類可使不約而從之。若隻欲安坐而感動之，向來諸君子固已失之偏矣。風不動則不入，蛇不動則不行，龍不動則不能變化。今之君子欲以安坐感動者，是真腐儒之談也。天下大勢之所趨，天地鬼神不能易，而易之者人也。陳亮認為，培養空談性命的“醇儒”，既不適應現實的需要，也不符合孔子成人之教的原意。他引孔子的話說：“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可見孔子把知、不欲(仁)、勇、藝都看作是成人的必備條件，而朱熹等人的所謂“醇儒”，僅僅局限於“不欲”。顯然是錯誤的。
陳亮指出，真正的“成人”，應當是文武兼資，博學多能，才智俱全，能夠興利除弊的“一世英雄”。他說：“文武之道一也，後世始歧為二。吾以謂文非鉛槧也，必有處世之才；武非劍也，必有料敵之智。才智所在，一焉而已。”又說：“亮以為古今異宜，聖賢之事，不可盡以為法，但有救時之誌，除亂之功，則其所為雖不盡合義理，亦不妨自為一世英雄。”朱熹等人竭力非議“漢唐以智力把持天下”，而陳亮卻盛讚漢唐“競智角力”、“本領開廓”，有“救民之心”、“匡世之誌”，以成就“大功大德”，從而“震動一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