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陳亮、葉適為代表的南宋事功學派的教育思想，是在同以朱熹為代表的客觀唯心主義“理學”和以陸九淵為代表的主觀唯心主義“心學”的鬥爭和論辯中發展起來的。陳、葉同朱、陸在教育思想上的分歧，首先在於他們的教育理論基礎是不同的。
朱熹、陸九淵都主張“道”或“天理”是超然獨在的精神實體，先天地而生並派生萬事萬物，倫理綱常也是“道”或“天理”的體現。陳亮、葉適則主張“道”在事物之中，“理”是事物之理，不能離開事物而空言“道”或“天理”。陳亮說：“道非出於形氣之表，而常行於事物之間。”又說：“道之在天下，何物非道？千塗萬轍，因事作則。”葉適也認為：“自古聖人，中天地而立，因天地而教。道可言，未有於天地之先而言道者。”又說：“物之所在，道則在焉，物有止而道無止也，非知道者不能該物，非知物者不能至道。道雖廣大，理備事足而終歸之於物，不使散流。此聖賢經世之業，非習為文詞者所能知也。”他還說：“其道在於器數，其通變在於事物。無驗於事者，其言不合，無考於器者，其道不化。論高而實違，是又不可也。”這同朱、陸等人空言道德性命的為學進德道路是迥然不同的。
陳亮、葉適尖銳地批判朱、陸所謂“承道統”、“繼絕學”之說。陳亮說：“二十年之間，道德性命之說一興，迭相唱和，不知其所從來。
後生小子，讀書未成句讀者，已能拾其遺說，高自譽道，非議前輩，以為不足學。世之高者，得其機而乘之，以聖人之道盡在我，以天下之事無所不能，麾其後生惟己之問，而後欲盡天下之說一取而教之，頑然以人師自命。”就是說，“道統”、“絕學”之論，完全出自朱、陸等人的杜撰，旨在欺世盜名，惑亂後生。葉適也揭露說：“諸儒以觀心空寂名學，徒默視危拱，不能有論詩，猥曰：‘道已存矣’。”實際上，“道學之名，起於近世儒者，其意曰舉天下之學不足以致道，獨我能致之故雲爾。其本少差，其末大敝。”在葉適看來，朱、陸把“觀心空寂”、“默視危拱”一套道德性命之說視為“學問”，詭稱“道統”，不過是用來嚇人，壟斷學術的一種騙術。把道德性命之學引向“觀心空寂”、“默視危拱”，並將此硬說成是“聖人之學”，又自封為“聖人之道盡在我”，武斷地宣稱“道已存矣”，或“獨我能致之”，必然會排斥“天下之學”，阻礙學術思想的發展和進步。陳、葉在同朱、陸的論辯中雖不免有過激之詞，但就其思想實質而言，的確擊中了道學教育思想的要害。難怪朱熹對事功學派的傳播憂心忡忡，他說：“江西之學(指陸學)隻是禪，浙學(指事功學派)卻專事功利。禪學，後來學者摸索；一旦無可摸索，自會轉去。若功利，學者習之便可見效，此意甚可憂。”又說：“陳同甫學已行到江西，浙人信響已多，家家談王霸，可畏，可畏！”說明朱熹對事功學派興起的意義、分歧的實質，以及對理學思想帶來的威脅最為敏感。
陳亮、葉適反對朱熹、陸九淵把“天理”、“人欲”和“道心”、“人心”加以割裂、對立的主張。他們指出：道學家所謂“氣稟有清濁”的說法，實際上是一種宿命論。雖然道學家也承認通過涵養性情可以變化氣質，但仍然保留著人的富貴、貧賤、智愚、壽夭“都是天所命”
的思想。陳亮反對人生來就有聖凡之別的說法，認為人的才性都是後天煉就的。他說：“人隻是這個人，氣隻是這個氣，才隻是這個才，譬之金銀銅鐵，隻是金銀銅鐵，煉有多少，則器有精粗，豈有於本質之外，換出一般，以為絕世美器哉！”陳亮更不讚成道學家們那種“原心於秒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為功，以涵養為正，麵盎背”的修心養性的道德修養。葉適也認為以天理人欲為聖狂之分，尊性賤欲，主靜輕動，是“擇義未精”，他說：“但不生耳，生即動，何有於靜？以性為靜，以物為欲，尊性而賤欲，相去幾何？”又說：“以天理人欲為聖狂之分者，其擇義未精也。”陳亮、葉適同朱熹、陸九淵論辯的重要課題是王霸與義利、三代與漢唐，以及成人之道。辯論的中心是如何看待功利。朱熹、陸九淵等人主張對政治、曆史、人才判斷是非，應以是否合於“天理”為標準，而不能“以成敗論是非”。陳亮認為不能空言義利，而應當王霸義利雙行；不能盲目推崇三代而非難漢唐，漢唐之君本領洪大開廓，能以其國與天地並立而人物賴以生息，他們建功立業的宏偉政績證明並不遜於三代；培養或選任人才不能“空言心性”，而應視其功業。
總之，判斷是非，首應以“功利”為準。葉適也認為：“古之大教在通人情。”他指出：“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初看極好，細看極疏。古人以利與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義光明。既無功利，則道義乃無用之虛語耳。”陳亮、葉適在哲學思想、社會政治觀和曆史觀等各方麵批判朱、陸，建立起事功學派的思想理論體係，構成了求實用、講功利、論實才、重實事的教育理論。陳亮、葉適關於教育目的、教育內容、教育教學的原則和方法，都是以此為出發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