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適是永嘉學派的代表人物。他提倡學以致用為教育目標，百家之學為教育內容，勇於批判創新為學風。而且，他還提出學習者要有立誌、勤苦、虛心等正確的學習態度。葉適的功利教育思想對中國封建社會後期教育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葉適(公元1150年-1223年)，字正則，學者稱水心先生，浙江永嘉(今溫州)人。葉適出身於“貧匱三世”之家。他成年後，迫於生計先後在故鄉永嘉、樂清、吳縣(現屬江蘇)一帶輾轉教學。淳熙五年(公元1178年)，葉適二十九歲中進士後，度過了長達三十年的仕途生涯，其間他也未曾完全脫離教育活動。開禧三年(公元年)，葉適五十八歲結束了政治生涯，退居故鄉永嘉水心村，從事著書講學，直到逝世。以追求事功經世為主要特征的永嘉學派，繼承並發展了王安石的功利教育思想，在乾道、淳熙年間形成鼎盛之勢，作為該學派的代表人物，葉適具有許多重要而有價值的教育思想。
(一)教育目標：學以致用培養什麼人是教育的根本問題。功利教育的培養目標是適用於實際社會的人才。葉適主張教育應該培養明曉道義、有真才實學、德才兼備、文武兼資、博學又多能的俊秀之士。也就是培養維護封建國家秩序的統治人才，即封建國家的各級官吏。他認為，真正的士首先要有道義的修養，“秉義明道，以此律己，以此化人。”但是道德修養不能僅僅當作裝飾、雅好，而應見諸事功，落實到匡時救世、建功立業的實際行動中，“讀書不知接統緒，雖多無益也；為文不能關教事，雖工無益也；篤行而不合於大義，雖高無益也；立誌不存於憂世，雖仁無益也。真正的人才，不僅要有道德修養，而且要有實際本領。他深刻批評理學教育的衛道之士，隻會坐談性命道德，而無關乎國計民生，他認為這些人是廢物，不僅於世無益，於人也有害。他極力反對重德輕藝、學用脫節的學風，深刻揭露和嘲諷了道學家“處而學”與“出而仕”相脫節的痼疾，“其平居道通先古，語仁義、性與天道者，特雅好耳，特美觀耳，特科舉之餘習耳。一日為吏，簿書期會迫之於前，而操切無義之術用矣。曰徒學也，此政也，學與政判然為二。”葉適的這種事功教育思想，是中國古代教育史上唯物主義教育思想的承傳和發展，又下啟明清之際反理學教育思想。
(二)教學內容：百家之學
教育內容的選擇是根據即定教育目標決定的。葉適的教育內容範圍甚廣，既包括傳統教材《六經》、各代曆史以及諸子百家的書籍，又包括從實事中求知識。但都是“據經陳史，質證今事”的。北宋初期七十餘年，士人所學多是經術、詩賦，以應付科舉考試，而算術、水利等實科和武科卻被時人鄙視。而葉適強調教育內容應該廣博通洽，百家之學均可列為學校教育的科目，在學校裏應該提倡百家可讀，時政可議。葉適主張遍習諸子百家，認為“深於學，必測之古，證之今，上該千世，旁括百家。”通過廣采博取以合於時用。他主張經世致用，視儒家經典於古代文獻，具有“史”的性質，讀之可總結曆史上成敗的經驗、教訓，作為當今興功立業的借鑒。事功學派的突出特色是研究曆史上的興亡成敗，考訂各代名物製度，把曆史文獻知識作為重要的教育內容，葉適的《學習記言》是探討各家學說的曆史性著作。他的《進論》論及綱紀、治勢、國本、民事、法度、財計、軍旅、科舉、學校、賦稅、役法等，都是考訂曆史、依據實事、改革弊政的建設性意見。除此之外，葉適很重視藝能，提倡學藝以理百事。如其在《習學記言》中引《七月》之詩，以及《洪範》、《無逸》等篇，認為古人“未有先不知稼穡而能君其民以使協其君者。”這自然並不意味著要求學生躬耕，但這些知識是佐治人材必須知曉的學問，無疑有助於擴大教學內容，並在學校教育中提高曆來受歧視的藝能之地位。葉適說：
“百家殊方異論，各造其及，如天地之寶並列於前，能兼取而無禍。”
葉適提出範圍甚廣的教育內容，基本上是一個以經學為“統紀”，以史學、諸子百家為依托並注意參證實事的體係，將經學、史學、百家學說以及當世時務彙通合一，以適應新的時代需要。
(三)學風：質實、講論、創發
1.質實
立的放矢、講求實效功利教育方法和學風的基本特色。它重視實際中鍛煉學生的才能，反對理學家“專以心為宗主”的學習方法，認為“專以心為宗主，虛意多，實力少；測知多，凝聚狹，而堯舜以來內外交相成之道廢矣。”葉適反對朱陸理學靜坐讀書，涵養心性、空談德性的內求方法，認為心性之說是無根無據的主觀臆造，更無補於匡時救世。葉適教誨生徒走向外探察的道路，在實事求是上下功夫，而一切就實事上理會，對當前和曆史的治亂興衰、成敗利鈍之跡以及典章製度詳加考訂，務求通古今之變，以施於實證。葉適說：“君子不以須臾離物也。”他認為驗證知識和鞏固藝能的方法是據實，即在事功上衡量其實效。他要求積累實學，曆煉實事，明曉實理，增進實利，從而形成鮮明的質實之教育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