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當時諸公變其體而不變其格，出入乎文史而不本之以經術。學校課士之法，又往往失之太略。此王文公所以得乘間而行其說於熙寧也。經術造士之意非不美，而新學、字說何為者哉？學校課試之法非不善，而月書季考何為者哉？
當是時。士之通於經術者，神宗作成之功，而非盡出於法也。及司馬溫公起相元佑，盡複祖宗之故，而不能參以熙寧經術造士之意，取其學校課試之大略，徒取決於一時而已。
則夫士之工於詞章者，皆祖宗涵養之餘，而非必盡出於法也。紹聖、元符以後，號為紹述熙、豐，亦非複其舊矣。士皆膚淺於經而爛熟於文，其間可勝道哉！
中興以來，參以詩賦經術以涵養天下之士氣，又立太學以聳動四方之觀聽。故士之有文章者、德行者、深於經理者、明於古令者，莫不各得以自奮，蓋亦可謂盛矣！然心誌既舒，則易以縱弛；議論無擇，則易以浮淺。凡其弊有如明問所雲者，固其勢之所必至也。議者思所以變之，其意非不美矣，而其事則藝祖之所難而嘉佑之所未及也。
夫三年課試之文，四方場屋之所係，此豈可以一朝而變乎！然學校之士，於經則敢為異說而不疑，於文則肆為浮論而不顧，其源漸不可長。此則長二之責，而主文衡者當示以好惡，而不在法也。昔慶曆有胡翼之學法，熙寧有王文公學法，元佑有程正叔學法。今當請諸朝廷參取而用之，不專於月書季考以作成大學之士，以為四方之表儀，則祖宗之舊可以漸複。豈必遽變其文格以驚動之哉！古人重變法，而尤重於變文，則必有深意矣。不識執事以為何如？
同前書。
製舉
設科以取士，而製舉所以待非常之才也。夫決科之士滿天下，豈必皆常才，而非常之士或亦在其中矣。獨製舉得以擅其名者，豈古之賢君其待天下之士如是之薄哉！彼其以一身臨王公士民之上，其於天下之故常懼其有闕也。自公卿等而下之，以至於郡縣之小官，科目之一士，莫不各得以其言自通，然猶懼其有懷之不盡也。故設為製舉以詔山林樸直之士，使之極言當世之故，而期之以非常之才。彼其受是名也，宜何以自異於等夷，則亦將盡吐其蘊，凡天下之所不敢言者，一切為吾君言之，以報其非常之知焉。然後人主可以盡聞其所不聞，恐懼修省，以無負天下之望。則古之賢君為是設科以待非常之才者，其求言之意，可謂切矣。豈徒為是區別而已哉！
五季之際，天下乏才甚矣。藝祖一興而設製科以待來者，致使草澤得以自舉，而不中第者猶命之以官。以藝祖之規模恢廓，固非飾法度以事美觀，誠得夫古者設製科之本意，而求言之心不勝其汲汲也。雖當時才智之士，其所見不能有補於聖明，曆太宗真宗而涵養天下之日既久，及天聖間，仁宗再複製科，而富韓公首應焉。其後異人輩出，仁宗既用以自白，而其餘者猶為三代子孫之用。及熙寧之初，孔文仲呂陶猶能極論新法，以伸天下敢言之氣。雖製科卒以此罷，藝祖之規模宏廓，其所庇後人多矣。而仁宗實當其盛時也，元佑既複之，而紹聖以後又罷之。及上皇中興，首設製舉以行藝祖之誌，而士病於記問，莫有應者。嗣我主上，切於求言而略其記問，士始奮然以應上之求。其於國家之大略，當世之大計，人之所不敢言而上之虛以待者，固將無所不聞矣。而執事方以董仲舒劉駿所對之緩急，而論者皆有遺憾發於問目，豈將酌其中以警夫非常之士耶！
夫言之難也久矣！要之以其君為心，則其言之緩急無不當於時也。漢武帝，英明願治之主也，負其雄才大略，欲挈還三代之盛，而漢家製度之變，亦其時矣。仲舒以為漢雜伯道以維持未安之天下，天下既安而教化猶未純也，勸帝以更化，而更革之際，豈可任意而為之哉！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故緩其言，使武帝舒徐容與。因天下所同欲而更其所當先者，豈敢以一毫奮厲之氣而激武帝之雄心哉！仲舒之言雖緩而實切於時者，以武帝為心也，夫豈計其合不合哉！異時固已甘心於菷西矣。唐文宗，恭儉少決之主也，乘主威不振之後，欲有所為，而輒複畏縮，而北司之患，至是蓋亦極矣。駿以為肅宗、代宗、德宗失柄於北司，元和之痛，臣子不可一朝安也，勸帝聲其罪而討之；而斷決之際，豈可以陰謀而自陷於不直哉，社稷之大計非小故，故駿急其言，使文宗奮厲果敢，因天下所同欲而易致如反手，豈敢徐步拯溺以待文宗之自悟哉！駿之言雖急而實審於時者，以文宗為心也，夫豈計其第不第哉！彼其見黜固宜矣，而恨文宗之不一見也。論者病仲舒之不切而咎之疏直，是殆未知其心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