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的二元經濟結構
中國除了城鄉經濟差距過大的“二元經濟結構”之外，還因現有城市擴張能力和基礎設施承載能力有限等客觀因素，被迫維持著城鄉分割的“二元”戶籍管理製度。中國的農村城市化道路，因受製於“二元社會結構”，因而產生了種種不同於一般發展中國家城市化道路的特點。
一、經濟理論
1.二元經濟理論：進展、批評與視角轉換。
阿瑟劉易斯指出，現代“資本主義部門”與傳統的“非資本主義部門”並存的二元經濟現象是發展中國家最基本的經濟特征。其中，現代“資本主義部門”是指那些資本家以謀取利潤為目標，使用可再生資本和雇傭勞工的經濟，以現代工業部門為代表；傳統的“非資本主義部門”是指不使用可再生資本、不雇傭勞工、不謀取利潤的經濟，即本地原有的傳統部門或“自雇部門”，以傳統的農業部門為代表。這種二元結構差異表現在生產技術、勞動力市場、金融市場、區域經濟等多方麵。對於存在二元經濟的國家，發展的核心在於重心逐漸由傳統的農業部門轉向現代工業部門，這可通過兩部門間勞動力的流動，逐漸促進現代工業部門的就業和產出來衡量。盡管這一理論抓住了發展中國家的基本經濟特征，指出了二元經濟結構轉變的必要性，但其生存收入、勞動力無限供給等理論假設及資本累積、增加投資、重工輕農的工業化政策等卻受到了多方麵的批評。G·拉尼斯、費景漢等對該理論進行了修正，形成的“劉易斯—拉尼斯—費模式”成為了發展經濟學中研究剩餘勞動力轉移、農村工業化等二元經濟問題的重要的理論基礎之一。
盡管如此，上述理論並沒有指導發展中國家順利地實現二元經濟結構轉換，現實中反而出現了二元結構的次級分化或雙重二元結構、“民工荒”、勞動與資本雙重過剩等二元經濟理論難以解釋的現象。隨之而來的是不斷地修改理論假設和模型、更換藥方，這包括從劉易斯的古典主義思路轉向新古典經濟學框架的D·W·喬根森、M·P·托達羅等在假設勞動邊際生產率為正的前提下從農業發展及城鄉就業角度對二元經濟結構轉換的分析。卡爾多、拉克西特等對凱恩斯主義的引入，以及交易費用、信息不對稱、超邊際分析方法等新概念、新理論和新方法被引入二元經濟分析中。其中，楊小凱等的新興古典經濟學從分工角度做出的解釋表明，隨著交易條件的充分改進，分工水平增加，二元結構將會消失。高帆等進一步明確了二元經濟反差源於兩部門不同的分工水平，二元經濟結構轉變必須在分工演進的視角下才可能得到解釋。隨著分工組織的演進和分工水平的提高，二元經濟結構轉變體現為工業化，以及在此基礎上的服務業的興起和城市化水平提高的過程。分工演進決定著二元經濟結構的轉變程度。為促進二元經濟結構轉變應著力從技術和製度層麵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費用，提高全社會的分工水平。
上述關於二元經濟的討論一方麵相對獨立地麵對其特定的問題和研究對象，另一方麵作為發展經濟學的一部分，其理論基礎與一般理論的發展又有著一致性。從理論發展脈絡來看，劉易斯留下的更多地是一個古典的結構主義的問題：二元經濟現象是如何產生和消除的，對問題的分析卻越來越遠離劉易斯範式，成為各種經濟理論的試驗場。顯然，劉易斯並不知道交易費用的存在，更不會使用超邊際分析方法。然而，二元經濟理論一旦取得了與一般經濟發展理論的一致性，那麼針對一般理論的批評就同樣適用於該理論。與經濟發展的一般理論一樣，已有的對二元經濟現象的理論解釋都有其合理性，增加投資、技術進步、加強教育、製度變革等都可能帶來經濟增長和二元經濟結構轉變，但也都存在理論和現實反例，更難以解釋類似甚至相同條件下經濟二元性程度的差異。威廉·伊斯特利或許是正確的：實現高經濟增長並沒有什麼靈丹妙藥，這需要許多特定政策和諸多條件的共同作用。經濟發展的實踐和理論總結確實讓我們看到了很多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發展原則和理論解釋，然而經濟學似乎還沒有準備好某個線索，從而使我們將這些影響因素、發展原則聯係在一起或組織在同一個理論框架內，以逃脫在經濟增長本原解釋上非此即彼的尷尬境地。
因此，對二元經濟現象的研究，無論是古典思路、新古典理論還是激進學派，無論是強調物質資本投入還是人力資本的作用，技術進步或是製度變革，都無一例外地將目光集中在了經濟係統中物與物的關係上。至於人力資本理論和強調對人進行激勵的製度理論，似乎看到了人的重要性，但這無非是將人與物對應了起來，本質上講是對人的物化，仍是從物的角度看待經濟係統的運行和經濟增長。這可以說是經濟學的通病。盡管A·馬歇爾在其《經濟學原理》中還在強調經濟學“更重要的方麵，它是研究人的學科的一個部分”，但經濟學卻從來沒有建立以人為核心的理論體係，尤其是在以利己主義和理性選擇為核心的人性假設形成之後，經濟學中“千人一麵”，將人類比於物的基礎已經形成，“人學”的聲音就更難間容於主流經濟學了。而迷戀模型和理論體係的精美與嚴謹進一步地使經濟學失去了在廣泛的曆史背景和多學科對話狀態下反省的能力。對此，羅伯特·福格爾指出，過多地糾纏於20世紀前三分之一時間發展起來的各種經濟概念和分析技巧，不斷地以更複雜、更一般的數理模型來重新表述，使經濟學相對於經濟發展的滯後已超出了其應該的範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