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主持人節目是多種多樣的，節目主持人的有聲語言也應該與之相適應，采用不同的語言樣式、語言樣態。所謂“談話式”、“應答式”、“交流式”等，隻是一種樣式。節目需要時，主持人也應該能夠宣讀、朗誦、講解……播報幾條信息，朗讀聽眾、觀眾的來信，朗誦一些名篇佳句，講一個故事，解答一些問題，如此等等，怎麼能用“應答式”之類以偏概全呢？根據恩格斯的說法，勞作和協作使人們到了有些什麼非說不可的地步，便產生了語言。在語言的發展中，“非說不可”形成了符合社會需要的個體心理需要，在內心的衝動和希求的基礎上，泛化出各種語言樣式和樣態。其中毫無高低、尊卑之分。口語至上主義者隻看到零碎、片斷的語言現象，就極力貶低把文字語言轉化為有聲語言的重要作用和創作艱辛，並且否認語言功力的價值。在他們心目中，《阿Q正傳》根本不應該寫出來，魯迅自己講出來(哪怕是用方言)才算上乘之作，後世的任何高明的演播藝術家朗誦出來，隻能是贗品，因為他在“照本宣科”。節目主持人隻要有文字稿件作依據，那就進入了“單一型”主持人的行列，就說明能力低下。這是怎樣的語言視界！小農經濟自給自足的生活方式同西方的某些“通才教育”的工作方式混合成了一種理論：造就“全能主持明星”，因為語言，不過是“口語”，人人會說，隻要在采訪、編輯、製作上花氣力，就勝任愉快了。
理論的淺薄造就了語言的淺薄，理論的混亂招致了語言的混亂。什麼粗糙的聲音、含混的口齒，什麼濃重的方音、港台的腔調，什麼神聊亂侃、語無倫次，都大搖大擺地、堂而皇之地走進了廣播，走上了電視。一大批可塑性很強的主持人，在迷亂中失去了錘煉語言功力、提高綜合素質的大好時機。
在廣播電影電視部召開全國語言文字工作會議之後，在廣大受眾和有關專家的一再呼籲之後，語言規範化的大潮洶湧澎湃，勢不可當。許多電台、電視台開始重視了，不少台還製定了有力的措施，廣播電視語言傳播有跡象重振雄風，再展風采，形勢很好，令人興奮。這進一步證明，道路是曲折的，規律是不可違反的。
在語言傳播中，主持人節目是一種新形式，也是一種好形式，應該深入研究。出現一些同實踐不相符的認識，完全是正常的；改變一些看法，使之更符合實際，也屬必然。但是，偏執一詞、固執己見，一味地貶斥播音語言，不能不叫人懷疑：到底是語言知識貧乏，還是根本沒有實踐經驗，還是別的什麼原因？
我國曆來就存在著“重文輕語”的現象，大概同科舉製度用八股文取功名有關係。春秋戰國時代還推崇雄辯之士，說服這個，說服那個，絕不是文章送來送去，而是當麵鑼對麵鼓地爭個不休。長期以來，寫文章被看做高水平，口頭語言似乎司空見慣。現在，很多人認為記者、編輯比播音人員水平高，因為他們能寫稿子，有的還能口頭報道。於是有人斷言，記者出身是節目主持人的資本，沒當過記者，主持節目就好不到哪兒去。這種看法，仍然是重文輕語的傳統觀念，和“口語至上”主義一脈相承，都不把語言功力當做一門學問。事實上，記者也有千千萬，難道都能當主持人？別的出身就不好麼？
不論什麼出身，語言功力是關鍵，這是職業和崗位的需要。語言功力，不是隨便可以上一個新台階的，有時窮畢生之力，也許還走不到語言宮殿的裏麵去。語言的艱巨性、複雜性、長期性、反複性，使有誌者廢寢忘食、夜以繼日，冬練三九，夏練三伏，真是“非下功夫不可”。
對語言的認識遠沒有窮盡，學習的路還長，妄自尊大和淺嚐輒止都是可怕的絆腳石。
三
廣播電視語言傳播中，有不同的品位，諸如通俗品位、平實品位、高雅品位等，各品位又存在著不同的層次，諸如“對不對”、“準不準”、“美不美”。當前，受眾對傳播的要求越來越高，“美不美”已經成了較為普遍的話題。廣播的聲情並茂，電視的形神兼備，內容與形式的統一，感情與技巧的統一，體裁與風格的統一，一連串的關係，擺在傳播者的麵前。如何在時代的高度、曆史的厚度、現實的深度和視野的廣度上，走向和諧，從而激蕩生命的活力，幾乎成了每個節目必須重視的問題，主持人節目當然不能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