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我國憲法上明文規定“國家推廣全國通用的普通話”，這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曆史意義。其中，特別要領會的是廣播電視語言傳播的規範表率、標準樣板和文化藝術價值的不可低估的影響。作為語言規範的表率、語言標準的樣板，理論上並不難解，主要是實踐上有一定難度。因此，語言不規範、不標準的問題就大多數人說，達標需要假以時日，少數人不願解決，隻要不走上語言傳播的崗位，也不必強求。但不應該存在“吃不著葡萄就說葡萄酸”的心態。將來，語言識別，人機對話，不規範、不標準的語言會舉步維艱，形同盲啞。自己不願解決，可不要貽誤子孫。
語言的美化，同充分認識廣播電視語言傳播的文化內涵與藝術美感有密切關係。把語言僅僅看做“溝通”的工具，便舍棄了語言的美化，也便舍棄了美化的語言，同時舍棄的，當然還有文化內涵和藝術美感。
任何一部思想史，不能不同時是一部語言史；任何一部美學史，也不能不同時是一部語言史。文化內涵，不能不通過語言揭示和顯現，即使是珍貴器物，也需要語言進行探幽發微。海德格爾把語言看成“羅格斯”，看成規律，應該說並沒有誇大其詞。
“字正腔圓、賞心悅目”，應該成為廣播電視語言傳播的基本要求。“皇後”寫成“皇後”，“輟”念成“綴”，當然不能叫“字正”；嗲聲嗲氣，尖團不分，也不是“腔圓”。聲音沙啞、幹澀，不會悅耳；語氣平淡、生硬，更不會動聽。這些，都在基本要求下限以下，離語言美化尚有十萬八裏。
語言的美化，首先是文化內涵的豐富與深刻，而再豐富和深刻的文化內涵也隻能主要通過語言來實現，來傳達。廣播電視語言傳播，可以把內容表現得淋漓盡致、有聲有色，也可以使深刻的思想、豐富的感情變得平庸和蒼白；當然，更可以有意地扭曲或輕率地誤讀，產生與原意相反的視聽判斷。這一點雖是語言的啟蒙性功能，卻往往被淡忘甚或掩埋。由此，語言的美化常常受到折磨以致摧殘。
豐富、深刻的語言內容必須探尋與之相應的語言樣式，必須講究與之相應的表達方法。如果硬要把“說什麼”和“怎樣說”分開來進行兩難追問，那麼，在大眾傳播的語境中，“說什麼”既然植根於廣袤的文化沃土，“怎樣說”便成為“削去冗繁留清瘦”的藝術功力了。廣播電視的語言傳播，必須經過傳播者的藝術加工，以精煉的形象、有神采有韻味的詞語展現社會生活的風貌和內心世界的高潔，這樣才能達到語言的美化，“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優秀的作品鼓舞人”。舍棄“字斟句酌”、“精雕細刻”的錘煉製作過程，永遠達不到“信手拈來”、“渾若天成”的境界。廣播電視應該用高超的藝術功力給受眾以美感享受，並努力提升和強化受眾的審美意識、審美能力。
有人說，廣播電視的語言傳播應該通俗，這並沒有錯，因為誰都知道艱深晦澀的語言是不受歡迎的。但那通俗，並不排除藝術審美價值，反而增大了有神采、有韻味的難度。因為不能像文言文那樣聽來吃力，不必像詩詞那樣韻律嚴謹。通俗，不能理解為直說大白話，甚至把“這個這個”、“那麼那麼”、“什麼呢什麼呢”當做應有詞語。通俗，也不能理解為囉唆拖遝。通俗的詞語，必須要有神采、有韻味，詞彙豐富、用語準確、語言流暢、表達生動都是題中應有之義，努力做到平白不平淡，淺顯不淺薄。萬不可借“通俗”之名，行“低俗”之實。這樣便會“雅俗共賞”了。
五
廣播電視語言的淨化和美化，同傳播者的事業心、責任感密不可分。一個熱愛廣播電視工作，熱愛聽眾、觀眾，自覺做黨和人民喉舌的人，不可能在節目中信口開河、信口雌黃，不可能讓節目中散發銅臭味和脂粉氣，更不可能助長“西化”和“分化”。這是傳播者(特別是播音員和節目主持人)思想道德素質的核心內容。
廣播電視語言的淨化和美化，同傳播者的文化水平、語言功力密不可分。文化水平融合貫通為曆史的厚度、時代的高度和理解的深度。語言功力潛移默化於觀察力、思維力、表現力和鑒賞力。表現力包括：語言主要是有聲語言的駕馭能力，副語言主要是眼神的貫注能力。光有文化水平，即使很高，如果缺少語言功力，不宜走上出頭露麵的播音、主持崗位。而具有一定語言功力的人，叫做“有稿播音錦上添花，無稿播音出口成章”，必然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等而下之的“侃大山”的人，也可以口若懸河，卻不能達到聲情並茂地朗讀、抑揚頓挫地吟詠那樣的層次，這便是“口語至上”主義者的悲哀，也是把播音員貶斥為“念稿員”、“活道具”的人們的痛苦。按照一味追求“自己寫稿自己播”的理論家的意旨，李杜的詩，蘇辛的詞，隻有這些古人自己朗讀才有價值，今人隻能“照本宣科”了。我們的播音員、節目主持人即使都成為著作等身的文豪，恐怕也難於逃避播讀別人詩文的境遇吧！廣播電視傳播中，語言功力應該是婦孺皆知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