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救災、防災、重建方麵，雲南省也逐步摸索出了一套好的經驗和做法。
民政廳副廳長姚國華：“地質災害包括幹旱、滑坡、泥石流都是雲南省比較突出的。省委、省政府曆來也高度重視雲南防災抗災減災的工作，這當中最重要的一個特點就是救災和防災並舉，也包括我們的恢複重建，應該說創造了很多好的經驗。以一個市來看比如大家知道的麗江市，在1996年大地震以後，就是因為有一個很好的恢複重建規劃，使它比震前得到了更好更快的發展。以一個縣或者是縣城為代表來看，比如2007年寧洱縣“63”地震，地震後把一個縣城和周邊的老百姓都統一規劃發展，帶動起來是一種提升型發展。再一個以鄉鎮為典型的，比如昭通的豆沙關，那次地震後的恢複重建使豆沙關成了一個新的旅遊名鎮。”
針對自然災害持續高發的情況，姚國華表示在今後雲南省將有五個舉措來加強防災減災能力建設。
他說：“第一是完善體製機製。現在各級政府對災害都很重視，但是往往容易造成災害發生後都到現場，所以就存在協調機製要完善。第二是健全法規。救災也應該依法來進行，比如補助的標準，死亡撫慰金的補償標準，還有其他的救助都應該依法進行。第三是加大投入。加大投入就包括救災的投入和防災的投入，特別是預防的投入。州、市、縣還需要建立經常性的、常規的災害的投入機製。第四是科學救災。現在救災隻有熱情不行，隻用原始的手段也不行，要用科技的手段，現代化的手段，要加強救災的裝備，信息化能力的建設，以及科學合理的救災和重建。第五是加大對防災減災抗災的宣傳，要增強防災的意識，科學救災的意識，要讓全社會、讓我們的廣大群眾都增強這種抗災防災的意識。這些都是我們今後在防災減災救災當中要加強的一些方麵。”
大饑荒後，肇事的省級幹部們僅僅做了走過場式的檢討了事。在四川餓死了八百萬人的省委書記李井泉甚至後來還被提拔當了西南局第一書記。他的名言：「中國這麼大，哪朝哪代不餓死人？」
開放雜誌2005年九月刊有蔡詠梅的一篇回憶錄《李井泉害死無數四川人》，文章說，李井泉廢掉省糧票四川人恨之入骨。現在年青一代根本不知道糧票一說，那時每個城市有自己印製的糧票，不能通用，而省級糧票才可以通用。那時每個月發的糧票比金子還貴重。
蔡詠梅寫道：1960年八月23日這一天可能那一代四川人都不會忘記。大饑荒已很嚴重，許多人營養不良全身浮腫，父親從榮昌縣回來時一身腫得發亮。大家開始吃一種叫「康麩散」的麥麩代糧，還以炒鹽當菜，養小球藻補充營養。大街上搶食的天天都有，我親眼見搶食的被人拳打腳踢也要先把搶來的半個饅頭狼吞虎咽下去。一個我認識的中學俄文教師為了吃飽飯，辭了教職，到街頭賣烤紅薯。鄰居有一家母子分了灶，兒子在自己麵粉盆做記號防母親偷吃……千奇百怪的事都出現了，人的存在意義已完全返祖到最原始的本能：活命。
就在這樣一個絕望的時候，這一天清晨饑腸轆轆的人們醒來，駭然聽說四川省當局宣布四川省糧票全部作廢。遠在青白江的母親氣得跺腳，欲哭無淚。要知她身上已變成廢紙的十多斤省糧票是她餓著肚子一口口省下來的，是要救她年幼的兒女的！
回憶錄繼續寫道：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這一黑心命令不知把多少已在饑餓中的人趕向了絕路。李井泉最惡劣的是，在1959年批彭德懷時很賣力，。李井泉開了廬山會議回四川後召開省委大會傳達廬山會議精神，竟不把中央已將彭德懷定為「右傾機會主義份子」的決議告訴與會幹部，而是把彭德懷的萬言書交給不明真相的幹部，讓大家發言表態，結果許多幹部中招，說他們與彭德懷的看法一致，也認為大躍進政策失誤。待白紙黑字記錄在案，李井泉才鐵青著臉將中央決議拋出來，在會上當場就有發了言的幹部嚇昏過去。
結果發言支持彭德懷的幹部全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份子，在全國反右傾運動中，四川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份子幹部也最多。因此四川人對西南王李井泉恨之入骨。
幾年以後的1967年6月，“文化大革命運動”，很快觸及到各層領導幹部，李井泉被打成走資派，修理的死去活來，老婆上吊，家破人亡。孩子們沒錢吃飯，到垃圾箱去揀東西吃。這對李井泉的嘲諷實在是太大了，他餓死自己管轄的老百姓，後來卻幾乎餓死他的孩子。更可怕的是，在北京航空學院上學的二兒子李明清受到他株連，被造反派打到幾乎要咽氣的時候，被送到火葬場，竟然活著就塞進焚屍爐，燒成了一把灰。
李井泉後來複職任人大副委員長，有人向他彙報了這個事情，聽完之後他默默的回到房間，把門關起來，當晚痛苦到沒有出來吃飯。四川人說，李井泉死了一個兒子痛苦到極點，而大饑荒時，他餓死了無數四川百姓和他們的孩子，他怎麼毫不動心？
曆史上有很多祖輩不幹好事，給兒女帶來災難，由兒孫去償還的慘烈故事，隻不過人不但不去檢討懺悔自己都幹了什麼，反而埋怨老天爺不公平。
李井泉早已過世，現在那些不幹好事的人是否考慮懸崖勒馬，給自己的子孫留一條後路？
近5年來，雲南省自然災害頻發並發，造成直接經濟損失994.94億元。雲南省重點組織實施了防震減災10大能力建設、農村民房安居工程建設、防治地質災害10項重大措施等重點工作。
目前，通過加強應急設施和應急物資儲備能力建設，雲南省已初步建成輻射全省的救災物資儲備網絡。通過完善自然災害救助應急預案體係，實現了省、州、縣、鄉、村五級預案全覆蓋。通過加強救災裝備建設，從2010年起，用三年時間為全省1366個鄉（鎮）配備救災車輛，2010年優先配備了多災重災、邊境、藏區的500個鄉鎮。
5年來，雲南省級共投入自然災害救助資金63.53億元，救助災民3665.27萬人次，完成災後民房恢複重建30.15萬戶，切實保障了受災群眾的基本生活，有力維護了災區社會穩定和人心安定。
而在救災、防災、重建方麵，雲南省也逐步摸索出了一套好的經驗和做法。
民政廳副廳長姚國華：“地質災害包括幹旱、滑坡、泥石流都是雲南省比較突出的。省委、省政府曆來也高度重視雲南防災抗災減災的工作，這當中最重要的一個特點就是救災和防災並舉，也包括我們的恢複重建，應該說創造了很多好的經驗。以一個市來看比如大家知道的麗江市，在1996年大地震以後，就是因為有一個很好的恢複重建規劃，使它比震前得到了更好更快的發展。以一個縣或者是縣城為代表來看，比如2007年寧洱縣“63”地震，地震後把一個縣城和周邊的老百姓都統一規劃發展，帶動起來是一種提升型發展。再一個以鄉鎮為典型的，比如昭通的豆沙關，那次地震後的恢複重建使豆沙關成了一個新的旅遊名鎮。”
針對自然災害持續高發的情況，姚國華表示在今後雲南省將有五個舉措來加強防災減災能力建設。
他說：“第一是完善體製機製。現在各級政府對災害都很重視，但是往往容易造成災害發生後都到現場，所以就存在協調機製要完善。第二是健全法規。救災也應該依法來進行，比如補助的標準，死亡撫慰金的補償標準，還有其他的救助都應該依法進行。第三是加大投入。加大投入就包括救災的投入和防災的投入，特別是預防的投入。州、市、縣還需要建立經常性的、常規的災害的投入機製。第四是科學救災。現在救災隻有熱情不行，隻用原始的手段也不行，要用科技的手段，現代化的手段，要加強救災的裝備，信息化能力的建設，以及科學合理的救災和重建。第五是加大對防災減災抗災的宣傳，要增強防災的意識，科學救災的意識，要讓全社會、讓我們的廣大群眾都增強這種抗災防災的意識。這些都是我們今後在防災減災救災當中要加強的一些方麵。”
人類對災荒的認識，經曆了一個漫長的曆程。在人類早期社會中，人類對自然的認識和理解力極其有限，他們對變化萬端的自然現象總是感到困惑不解、無能為力，於是就把自己不能理解的一切自然災異歸結於上天的意誌，認為是天降災荒，隻有祈求天神的恩賜，才能得救。殷墟卜辭中常有“上帝能不能下雨，使年成豐足呢？”“是上帝下雨不能有好的年成嗎？”等對旱澇災害無可奈何的歎禱，便是這種原始的神學災害觀的反映。據先秦史籍記載，商朝湯王時連續年大旱，湯王乘素車白馬，身著布衣，以自身為犧牲祈禱降雨。西周設有司巫之官，若遇大旱，則率眾巫進行祭祀求雨的活。其後曆朝，所謂河伯娶妻，以人祭天之事時有發生。直到清代，歲遇水旱，仍遣官祈禱天神、地神、太歲等。不過到了後代，這類巫術漸成一種約定俗成的儀式而非除禍消災的實際措施。隨著同災害鬥爭實踐的發展，人類逐漸認識到災異現象以及自然規律是可以認識的。在先秦思想家的著述中，出現了災荒的定義。墨子說，一穀不收叫做饉；二穀不收叫做旱；三穀不收叫做凶；四穀不收叫做匱；五穀不收叫做饑饉。所謂五穀，泛指主要的糧食作物。五穀不收謂之饑饉的提出，表明時人已基本上概括出了災荒的定義：即災荒實質上是自然原因造成莊稼歉收引起的糧食匱乏。這種看法雖然不盡科學和完備，卻是農業社會人類在生產活動中對災荒的認識不斷深化的結果。對於災荒的成因，古代思想家不可能作出準確科學的分析，但其論點已帶有某些合理的成分。
戰國時的計然曾提出著名的農業豐歉循環論，認為農業豐歉與木星的運行有關。而木星在天空的位置變化，大約以年為一周期，這也即是農業豐歉的循環周期。據此，計然提出一般情況下農業生產變化規律是年一豐收，年一幹旱，年一大饑荒。西漢的賈誼也有類似的看法，說：年一小豐收，年一災荒，年一大豐收。這些觀點，至少揭示了自然災害的發生有其內在的必然性和發展規律，人們可以在認識規律的基礎上製定防災救災的規劃。人類在與災害的鬥爭中，最早的救荒思想是重農積粟備荒的思想。據先秦史書記載，夏人已知積穀備荒的重要——“天有四殃，水旱饑荒。它們發生無常，不進行糧食儲備，怎麼能防它呢？”《禮記》中說：“國家無年的糧食儲備，叫做不足；無年的儲備，叫做危急；無年的儲備，國家就要滅亡了。耕種年要有年的儲備，年要有年的儲備。連續年這樣，雖然有水旱災害，百姓不會有饑餓。春秋戰國時期，發展農業被看作是富國強兵的重要前提。李悝、管仲、商鞅等先秦著名思想家都有重農積粟的論述。漢代賈誼在其著名的《論積粟疏》中進一步強調重農是積粟前提，積儲是鞏固政權、防備自然災害及一切突發事故的頭等大事，發展了古代的救災思想。此後曆代思想家，從不同的角度表述了重農備荒的思想。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一年年春夏之交，山西發生嚴重旱災，加上流行牛疫，百姓餓死很多。孝文帝頒發詔書，發動臣民上救災之策。齊州刺史韓麒麟上書，對災害與貧困的關係進行了分析。
他認為，受到災害並不等於受到貧困。過去一鬧災便出現貧窮饑荒的原因在於耕田的人越來越少，遊手好閑的人越來越多。田地荒蕪，富貴人家大肆揮霍，國庫空虛，臨災時無力救濟，這才導致貧困。韓麒麟論述的角度和以往談到的災荒原因有所不同，但其實質仍是重農。他以此為根據，主張鼓勵農業，抑製工商，調解賦稅，禁遏奢侈，控製消費，保證儲備，以防災年帶來貧困。“災害並非貧困”一反舊議，提出了災害學理論的新思路。到了隋唐，人們對災害的發生原因及其防治的認識愈加深入和清楚了。白居易對此有非常精辟的論述。他說：水旱災害，有大有小。大的災害的發生，是因為自然運行的緣故，小的災害的發生，是因為人為的原因。古代治理國家的人，每遇一次災害，就收集各種看法，反複聽取各種意見，考察災害的原因和來龍去脈。並且想一想，軍隊中是不是有放縱貪暴的人；得勢的權貴中，是不是有違法亂紀和不稱職的人；天下的窮人，是不是有貧困致死的；賦稅徭役的征收，是不是過度了；各種工程建築是不是經常興建而沒有停止？如果這些中有一種，那麼就是政令失當，從而受到大自然的懲罰。如果君王能夠改正過錯，杜絕邪惡，修明政治，那麼由於君王治國失當而造成的人為災害是可以消除的。至於大的災害，那就是諸如唐堯時代發生的連續年的水災，殷湯時代發生的持續年的旱災。以堯這樣的聖賢之君，湯這樣的仁義之君，當時他們德行儉樸，政治清明，結果卻發生浩浩滔天的大水災，赤日炎炎的大旱災，這不是因為君王治國失當，而是因為自然界的變化有定數。這就是自然的運行而造成的不可改變的災害。聖人雖然不能消除災害，但能夠防禦災害，這就在於倉庫裏經常有儲備，並真誠地施給老百姓。有了儲備防備災荒，雖然遇到荒年歉歲，老百姓就沒有挨餓的。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就能戰勝自然災害，大概說的就是這個意思。
也就是說，要防備在先，平安時要想到危急。如果發生了災害才做準備，雖然是聖人也無法自救了。自然界的運動不是固定不變的，因此，有豐年，也一定有災年；土地上生產的財力是有限的，因此，有增產，也一定有減產。英明的帝王懂得這個道理，豐年時積聚，荒年時散放，用豐年儲蓄的糧食彌補荒年的歉收，即使發生年的水災，年的旱災，也不能損害老百姓的生活，危害國家的安定。白居易的這一闡述，不僅肯定了大的自然災害成因主要起於自然，也充分看到人為因素對加重或緩解災害的作用，同時強調通過人的努力防災減災，是較進步的災害觀。唐宋以來，救災思想層出不窮，許多發人深省的救荒思想，實際上也是切實可行的救荒對策。蘇軾提出，救災尤當在早。當災民還未饑饉時便救恤，則有的錢糧少而救濟的麵廣。隻需要削減上供米，出糶常平糧，官府沒有很大的支出百姓就可人人得到實惠。若到已經發生饑荒了才救，則用的財物多而救濟的人少。他舉例說，熙寧八年年的災荒，起因於天旱米貴，地方官不事先奏報朝廷災情，隻下令不得囤積居奇。有米的富戶卻把米藏起來不賣，百姓無處得食。已經餓死人了，災民四出流亡，朝廷才知道。於是下令運江西和當地的上供米萬石救災。官府放賑，沿街煮粥，終究無法挽回局麵。饑荒既然出現，又加上疾疫，死亡了餘萬人。總計起來，熙寧八年共耗糧餘萬石，其他的救災消耗不計其數。這就是不事先救濟的過失。此後浙江數郡先水後旱，災情不亞於熙寧八年，哲宗於十一月中旬便下令截本路上供米萬石賑災，又於十二月減元四年上供米數的/平糶，米價自然回落，災情便緩解了。蘇軾的“救災尤當在早”的觀點，成了後世救災遵循的重要原則。唐宋以來，眾多名臣賢士都闡述了救災思想，不乏真知灼見。但真正集百家之大成，彙總各家思想精華，並從理論到實踐全麵深刻論述，把中國古代的救災思想提到一個新的高度，則是宋代董的《救荒活民書》。
後浙江數郡先水後旱，災情不亞於熙寧八年，哲宗於十一月中旬便下令截本路上供米萬石賑災，又於十二月減元四年上供米數的/平糶，米價自然回落，災情便緩解了。蘇軾的“救災尤當在早”的觀點，成了後世救災遵循的重要原則。唐宋以來，眾多名臣賢士都闡述了救災思想，不乏真知灼見。但真正集百家之大成，彙總各家思想精華，並從理論到實踐全麵深刻論述，把中國古代的救災思想提到一個新的高度，則是宋代董的《救荒活民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