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正始文學與阮籍
正始文學與竹林七賢正始（公元248年）是魏廢帝齊王曹芳的年號，政權已落入司馬氏之手，文學史上亦由建安文學進入正始文學。（司馬氏正式取得政權為公元265年）這一時期，政治異常黑暗，阮、嵇等人不滿司馬氏假“名教”以達其私欲，遂以老莊相抗衡，魯迅有《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的關係》評之。阮籍、嵇康、劉伶、向秀、山濤、王戎、阮鹹七人，被稱為“竹林七賢”。“竹林”二字，固是因他們常作竹林之遊，但卻典型地概括了他們疏狂物外，超脫塵世，崇尚莊、老的內涵。“竹林七賢”四字，是一幅畫圖：竹林掩映、曲水流觴，七賢意態高遠：“目送飛鴻，手揮五弦，俯仰自得，遊心太玄。”（嵇康詩）七賢與七子遙遙相接，但內涵卻不一樣：七子在政壇中心，與政權結為一體，七賢卻浮遊於政權之外，與統治者抗衡。玄學、清談。以清遠的言辭討論一些抽象的哲理，即為清談。清談的主要內容是玄學，玄：是玄妙之意，以老子、莊子之書為其主要依據。嵇康（公元223—262年），字叔夜，譙郡伽（今安徽宿縣西）人。他崇尚老、莊，常言養生服食之事，但富於正義感和反抗性。他反對虛偽的禮教和禮法之士，對當時政治的黑暗深為不滿，曾當麵奚落過司馬昭的心腹鍾會，還公開發表過離經叛道、菲薄“聖人”的言論。因此，直接觸犯了利用禮教圖謀篡位的司馬昭和他的幫凶，終於被誣害處死。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龍章鳳姿，天質自然”，名氣很大。居山陽，日與向秀鍛鐵，鍾會寫了《四本論》，欲康鼓吹，因率客來訪。康繼續鍛鐵不止，會欲行，康問：“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答以“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終成禍因。他在《與山巨源絕交書》中說自己：（性複疏懶，筋駑肉緩，頭麵常一月十五日不洗，……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轉乃起耳。）此類文字，頗與當今時之王碩文學現象相若，隻不過王碩是以市民文化對傳統的、正統的精英文化的反動，是以低層次的、市民性的文化衝擊圍繞政治為中心的高層次的、知識分子的文化，而嵇康則自身十分清高，本身即在高層次知識階層，故出低俗語，以便衝動傳統的禮教文化。這與美、日等嬉皮文化亦有相通之處。“目送飛鴻，手揮五弦，俯仰自得，遊心太玄”正是七賢之寫照。
嵇康終未能得以“俯仰自得”，最後被鍾會構陷，死前仍計算著時間，索琴彈了一曲《廣陵散》，歎息：“《廣陵散》從此絕矣！”七賢之一的另一位人物劉伶，隻以飲酒留名，其文作也隻有《酒德頌》傳世。“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須臾，日月為扃（iǒ）門，八荒為庭衢。”“唯酒是務，焉知其餘。”時常醉酒裸裎，說是以天地為衣褲，人皆在褲中。對於生死，甚是達觀，平常出門，吩咐從者攜鍤隨行，屬以“死便埋我。”以後，辛棄疾曾吟詠此事：“劉伶，古今達者，醉後何妨死便埋。”（《沁園春》）阮籍其人與詩歌阮籍在中國詩史的地位，其意義首先在其獨特的人生哲學與人生道路。阮籍之前的屈原與阮籍之後的陶淵明，是我國封建社會前期的兩種基本模式。阮籍的人生方式則是一種例外，他既非前者的忠君愛民，亦非後者的退隱田園，而是以一種獨特的方式既保持了自己的清高，又能在亂世中得以全身，並以特殊的方式在詩歌中表現了自己深刻的痛苦，從而引起後世文人，特別是同樣生活在黑暗時代知識分子的共鳴。譬如魯迅極推崇阮籍。至於阮的詩歌作品，雖然在中國詩史上也占有重要的一席，其意義反倒沒有阮籍其人重要了。阮籍所生活的時代，在中國思想史中，是一個極特殊的時期。中國的學術思想，在經曆了先秦空前繁榮、解放的時代之後，沉寂於秦而定一尊於漢，形成了空前迂腐、僵化的學風。至魏晉時期，隨著漢帝國政權的衰亡，出現了對傳統禮教的反動。曹操的求賢令，敢於公開尋求“有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的賢者，揭露了時代新風氣的消息。至王弼、何晏的時代，遂興起了專以談名理，以講老、莊為業的玄談之風。他們或手執麈尾、捫虱而談，或醉酒裸裎，或宣揚名理，或臧否人物，或做種種驚世駭俗之舉。王孝伯嚐雲：“名士不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讀《離騷》，便可稱名士也。”（見《郭子》）阮籍與竹林七賢，正是這一時代的佼佼者。但院籍等人雖與當時名士之外形相同，所含內容卻有異處：（籍本有濟世誌，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以為常。籍容貌瑰傑，誌氣宏放，傲然獨得，任性不羈，而喜怒不形於色。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以日忘歸。博覽群籍，尤好莊、老。嗜酒能嘯，善彈琴。
當其得意，忽忘形骸，時人多謂之癡。）《晉書阮籍傳》的這兩段材料已經概述了阮籍之大貌。阮籍才華蓋世，但生於亂世，空負濟世之誌，其痛苦之深可以想見：（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嚐登廣武，觀楚、漢戰處，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同上））所以，阮籍之飲酒，一方麵是痛苦心靈的慰藉，一方麵是全身避禍的手段。阮籍不願仕，“嚐隨叔父至東郡，兗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開一言，自以不能測。”但卻自求為步兵尉，這是因為他“聞步兵尉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於是，“雖去佐職，恒遊府內，朝宴必與焉。”“文帝初欲為武帝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罪，皆以酣罪獲免。”（同上）這與阮籍“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同為其能避禍全身的原因。然阮籍的另一方麵，蔑視禮教、嫉惡如仇，又非常人所能致。茲舉數例：“籍嫂嚐歸寧，籍相見與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為我設邪’”此其一；“鄰家少婦有美色，當壚沽酒。籍嚐詣飲，醉便臥其側。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此其二；“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識其父兄，徑往哭之，盡哀而還。”此其三；“籍又能為清白眼，見禮俗之土，以白眼對之。及嵇喜來吊，籍作白眼，喜不怪而退。喜弟康聞之，及齎酒挾琴造焉。籍悅，乃見青眼。由是禮法之士，疾之若仇。”此其四；有司言有子殺母者，籍曰：“殺父乃可，至殺母乎”“殺父，禽獸之類也，殺母，禽獸不如。”“母終，籍正與人圍棋，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二鬥，舉聲一號，吐血數升。及將葬，食一蒸肫，飲二鬥酒，然後臨決，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因又吐血數升。毀瘠骨立，殆致滅性。”此其五。總之，他“外坦蕩而內淳至”，置世俗傳統的一切禮儀法則於不顧，正是由於他有真情性在。這種精神氣度，上承屈莊獨立危行、逍遙遺世的精神，下啟李白、蘇軾直至明清之浪漫思潮，在禮法森嚴的封建社會裏，是極特殊的曆史時期的特殊現象。阮籍等人的詩歌，無疑是承建安詩歌而來，是建安之後的又一個裏程碑，其中阮籍之於曹植，更有直接淵源關係。曹植的身世與阮籍有相似之處，前者處於與最高統治者，與其皇兄的尖銳矛盾之中，故常有“高樹多悲風，海水揚其波”（《野田黃雀行》）、“秋風發微涼，寒蟬鳴我側”（《贈白馬王彪》）的哀歎；而後者驚世駭俗，更是“終身履薄冰，誰知我心焦。”（《詠懷其三十三》）這種身處險境的相似境遇，使他們的詩歌創作一方麵要言誌抒懷、一吐不平之氣，一方麵卻又欲言而止，隻好寄物托諷，形成一種象征藝術。曹植詩歌的象征藝術，一方麵借助自然物象，如前文所引之“高樹”、“悲風”、“秋風”、“寒蟬”者，從而成為中國山水詩形成前的一個小序曲，成為意象藝術的一個小環節；另一方麵，曹植特別喜愛使用“美女”以象征自己之貞潔，如《雜詩其四》：“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時俗薄朱顏，誰為發皓仰歲將暮，榮耀難久恃。”與屈子美人遲暮的比興共鳴。又如《美女篇》：“美女妖且閑，采桑岐路間。”“顧盼遺光彩，長嘯氣若蘭。”極寫其氣韻風度之美，而又“盛年處房室，中夜起長歎。”正是自己人格形象的寫照。
阮籍的詩歌與曹植相似，一方麵有借助自然界萬物以比興象征者，如《詠懷其十七》：“獨坐空堂上，誰可與親者出門臨永路，不見行車馬，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曠野。孤鳥西北飛，離獸東南下。”“孤鳥”，是詩人反複使用的自我象征，如《詠懷其一》：“孤鴻號外野，翔鳥鳴北林”，前人有將“孤鴻”、“翔鳥”指具體之人，其實這些都是詩人之自我孤獨心靈外化的表現。也有如曹植以美女象征者，如《詠懷其十九》：“西方有佳人，皎若白日光”，隻不過更有美女亦非象征自我，而是象征一個渺茫難以實現的理想。前人評阮籍詩“厥旨淵放，歸趣難求”，“反複零亂，興寄無端”（沈德潛《古詩源》），正是對這種象征藝術的概括。阮籍之詩，大抵仍屬自然藝術，與曹植詩相若。陳祚明評：“阮公《詠懷》，神至之筆。觀其抒寫，直取自然，初非琢煉之勞，吐以匠心之感。”（《采菽堂古詩選舉八》）這大概是因為阮籍其人“悲在衷民”，則自然無意琢煉吧！茲析阮籍《詠懷》詩作數首：其一（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襟。孤鴻號外野，翔鳥鳴北林。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
《詠懷》詩現存八十二首，（《晉書阮籍傳》說有“八十餘篇”，據明人馮推訥編輯的《詩紀》，則現存八十二首。另有四首四言詩）是阮籍平生詩作的總題。如上所述，由於生活在政治黑暗的魏末晉初時代，阮籍之詩大多隱晦曲折。劉宋時期的顏延之說：“阮籍在晉文代常慮禍患，故發此詠。”（《文選李善注引》）李善也說：“（阮籍）雖誌在刺譏，而文多隱蔽，百代之下，難以猜測。”（《文選詠懷詩注》）本詩是《詠懷》的第一首，它典型地體現了上述諸特點，用現代的批評術語來說，它近乎一首朦朧詩。它寫了“明月”、“清風”、“孤鴻”、“翔鳥”，也寫了自己不寐而彈琴，寫了自己的“徘徊”、“憂思”，但卻沒有指明或暗示其具體內容。清代一些學者往往征引史實來考證其所指，結果往往是反失其旨趣。其中方東樹之見：“此是八十一首發端，不過總言所以詠懷不能已於言之故。”（《昭昧詹言》）較為貼近。其實，如果能透徹地了解阮籍其人，此詩也並不難解。這首詩，隻要看他“孤”、“獨”二字，就不難“曲徑通幽”了。此詩起首，詩人就把讀者引入了一個孤冷淒清的夜境：“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酣飲為常”的詩人在此眾生入夢之時，卻難以入睡，他披衣起坐，彈響了抒發心曲的琴弦。這是從實景來理解。然而，也不妨把這“夜”看成是時代之夜，在此漫長的黑夜裏，“眾人皆醉我獨醒”，這偉大的孤獨者，彈唱起了具有裏程碑意義的詩章。“英風截雲霓，超世發奇聲”（《其六十一》）嗬！三四句詩人進一步描寫這個不眠之夜。清人吳淇說：“‘鑒’字從‘薄’字生出，……堂上隻有薄帷。……堂上帷既薄，則自能漏月光若鑒然。風反因之而透入，吹我衿矣。”（《六朝詩選定論》）我們還可以從這幅畫麵的表層意義上，進一步感受到詩人的旨趣。詩人寫月之明，風之清，正襯托了自己的高潔不群；寫“薄帷”、寫“吹我襟”，直讓人感受冷意透背。這雖非屈子那種“登昆侖兮食玉英”的浪漫境界，但那種獨立危行，不被世俗所理解的精神卻是一致的。三四句，詩人著重從視覺、感覺的角度描寫，五六句則不但進一步增加了“孤鴻”、“翔鳥”的意象，而且在畫麵上增添了“號”、“鳴”的音響。這悲號長鳴的“孤鴻”、“翔鳥”既是詩人的眼中之物、眼前之景，又同時是詩人自我的象征，它孤獨地飛翔在漫漫的長夜裏，唱著一曲哀傷的歌。“北林”，化用《詩經》“吉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秦風晨風》）之典，從而暗含了思念與憂心之意。“北林”與“外野”一起構成了淒清幽冷之境界。結尾二句“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詩人的筆觸從客體的自然回複到主觀的自我，有如莊周夢為蝴蝶後“遽遽然而覺”，心裏有無限感慨，卻又無處訴說，他也許想到許多許多：“壯士何慷慨，誌欲威八荒”（《其三十九》），卻“終身履薄冰，誰知我心焦”（《其三十三》），“獨坐空堂上，誰可與親者”（《其十七》）。
詩人隻能是永遠得不到慰藉，隻能是無限的憂思，孤獨地徘徊，永恒的悲哀。縱觀錢詩，似是“反複零亂，興寄無端”（沈德潛語），“如晴雲出岫，舒卷無定質”（王夫之語），但如果把握了詩人“悲在衷心”的旨趣，就自可理解這首“曠代絕作”。“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鍾嶸在《詩品》中對阮籍詩的評價，當是不易之論吧！其十九西方有佳人，皎若白日光。被服纖羅衣，左右佩雙璜。修容耀姿美，順風振微芳。登高眺所思，舉袂當朝陽。寄顏雲霄間，揮袖淩虛翔。飄搖恍惚中，流盼顧我傍。悅懌未交接，晤言用感傷。試擇：西方有一位漂亮的女郎，在皎潔晴朗的陽光裏。身著製工精細的羅衣，佩著垂拂左右的璧玉一雙。美麗的容顏呀！與窈窕的身材輝映，微風輕拂，送來縷縷醉人的幽香。登高遠望，似是思念心中之所想；舉起長袖，似是遮擋耀眼的朝陽。倩影浮遊在雲霄之間，衣袖揮舞似翱翔的翅膀。飄飄搖搖，迷離恍惚，似乎對我流盼著多情的目光。我心中充滿愉悅，卻未及與她交接，大夢醒來，我心中滿是感傷。其三十一駕言發魏都，南向望吹台。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戰士食糟糠，賢者處蒿萊。歌舞曲未終，秦兵已複來。夾林非吾有，朱宮生塵埃。軍敗華陽下，身竟為土灰。試譯：車駕，向著當年魏國的都城滾滾而來，我向南矚望，當年魏王宴樂的吹台。耳邊似乎有戰國時代簫管的餘音，而當年為之演奏的魏王如今安在讓勇戰之士吃豬狗食一般的糟糠，使聖賢之人默默無聞潦倒在野外。你那美妙的輕歌曼舞一曲未終，虎狼般的秦兵已越過邊境的險隘。“呀！我的夾林呀，再不屬我所有”，朱色的宮殿，早已被塵土掩埋。魏軍在華陽城下全軍潰敗，魏王那高貴的身軀，也早已化為塵埃。以上兩首，實為《詠懷》中之佼佼者。兩首的寫法不同。第一首，以比興手法為其主要特色，詩中的“西方”、“佳人”，即可視作詩人之自我，也可以視作詩人之理想中的客體，理想中的境界；第二首則以古今說法，感慨不已。“蕭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將浩茫之曆史，微縮為短短的一瞬；而“戰士良糟糠，賢者處蒿萊”更是千古名句，具有令人歎服的概括力。兩首的胸襟氣度皆可稱為闊大雄奇，視角恢弘，誠為佳作。
三、太康詩歌與左思
中國詩歌在進入建安之後，雖然兩種藝術交彙，但主流仍是一種自然藝術，阮籍之後，似乎要直通陶淵明的南山東籬，達於原始自然之頂峰。但世上的任何道路都不是筆直的、直線的，而是左右彎曲，亦如人之行步，一左一右，相輔成行。阮籍之後，玄言詩質木無文，淡乎寡味，於是，中國詩歌至太康時期鬱積的華彩之美的追求迸發而出，成為六朝詩歌的先聲。如南朝沈約所撰《謝靈運傳論》所述：（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縟旨星稠，繁文綺合，綴平台之逸響，探南皮之高韻。）中國華彩文風的源頭是楚辭，楚辭通過漢賦的媒介影響到詩歌創作，從而形成華彩的人為藝術。賦之於詩歌的影響，大致始於太康時期。公元265年，司馬昭之子司馬炎代魏，建立晉朝，史稱西晉。至公元280年統一全國。太康為晉武帝司馬炎的年號。太康時期的代表詩人，以所謂“三張二陸兩潘一左”有名，即張協、張亢、張載、陸機、陸雲、潘嶽、潘尼。此七位幾乎都是以賦顯於世；張華初未知名，著《鷦鷯賦》以自寄。被阮籍讚為“王佐之才也”，由是聲名始著。（《晉書張華傳》）太康詩人中，左思詩自然質樸，內蘊豐厚，堪稱陶詩之先。左思（公元250—305），字太衝，齊國臨淄人。其家族雖然世代儒學，但社會地位寒微。父左熹從小吏起，官至侍禦史。其妹左芬後入宮，他即移家洛陽，求得一個秘書郎的官職，以便能充分閱讀書籍。其代表作為《三都賦》和《詠史》：“左思覃（á，深）思。盡銳於《三都》，拔萃於《詠史》。”（《文心雕龍》）左思其貌不揚，口才也不好，《左思傳》說他“貌寢，口訥，而辭藻壯麗，不好交遊，以閑居為事。”左思創作《三都賦》，十分艱苦：“欲賦三都，會妹芬入宮，移家京師，乃詣著作郎張載，訪岷、邛（qió，邛山，山名，在四川）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