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謝靈運與山水詩的興起
自《詩經》至陶淵明，可以稱為中國詩歌史的第一個曆史時期，這一曆史時期可以以“原始的自然藝術”為之總命名。盡管陶淵明的自然藝術比之《詩經》的自然藝術，已經是豐富得多、高級得多的自然藝術，但就其內部發展的趨勢而言，則是不斷地向質樸自然的反麵轉化：楚辭開其先河，漢賦蔚成江河，建安、正始之後，更是很快就出現了太康文學的侈華氣氛：“晉世雄才，稍入輕綺。張、潘、左、陸，比戶詩衢。采縟於正始，力柔於建安；或駢文以為妙，或流靡以自妍。”（劉勰《文心雕龍明詩》）此真其大略也。太康之後，便逐漸形成了兩個趨勢，一是在藝術形式上文彩塗飾得太濃太重，一是在藝術題材上或沉迷於閨情離思，或陶醉於自然山水。所謂宮體詩與山水詩，都在這時大量出現並形成流派。宮體詩與山水詩之間，既有區別，又有密切的關聯。首先，它們都是貴族生活的反映，山水與色情，是貴族生活不可缺少的兩個方麵。《南史陳後主本紀》載陳後主“荒於酒色……常使張貴妃、孔貴人等八人夾坐，江總孔範等十人預宴，號曰狎客。先令八婦人擘采箋，製五言詩，十客一時繼和。”宮體詩、色情詩就多是從這種“群臣酣宴，從夕達旦”的荒淫生活中產生出的。其次，山水詩與宮體詩，都易於走上浮靡的道路，隻不過審美對象一為物，一為人而已。如史載宮體詩的代表人物簡文帝蕭綱：“辭藻豔發，博綜群言……然帝文傷於輕靡，時號宮體。”（《南史簡文本紀》）他的詩，隻看詩題，便也知其內容之一斑，如《見內人作臥具》、《詠內人晝眠》、《美人晨妝》。甚至寫男色，寫同性戀，如《孌童》詩。完全是坐在即將爆發的火山上狂飲醉舞，是一種變態的心理的表現。此時之風氣，可用“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來概括。其間惟有陶淵明“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給香霧彌漫的晉宋詩壇吹來了一陣清爽的涼風。然而，這隻不過為中國詩史的進程輕宕了一筆，洶湧的浪潮畢竟向那華美的所在流去，這就是華彩的六朝詩歌的人為藝術。謝靈運和他的山水詩，正是這種華美思潮的產物，反過來，又對這華美的浪潮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劉勰有一段著名的論述：（宋初文詠，體有因革，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
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競也。）（《文心雕龍明詩》）“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可說是對六朝人為藝術思潮的形象的、藝術的概括，而這種現象產生的契機，正是由於“山水方滋”，即與山水詩的興起密切相關。所謂“情必極貌以寫物”，正是“辭必窮力而追新”的原因。在主體與客體之間的天秤上，如果傾力於客體，勢必忽視情感的因素，而專注於對物象的描摹。在謝靈運的山水詩之前，曾有過以描摹客體物象為特征的文學現象——漢大賦，二者之間何其相似。試看劉勰的另一段分析：（原夫“登高”之旨，蓋睹物興情。情以物興，故義必明雅；物必情觀，故詞必巧麗。）（《詮斌》）這段分析是說：探求“登高能賦”的原意，大概就是遊目騁懷，看到了雄偉壯麗的景色，引起了崇高偉大的感情。這種感情是由雄偉的景色引起的。因此，賦的思想內容就必須“明雅”；而雄偉壯麗的景色是通過崇高偉大的感情來體現的，所以賦的語言形式，就必須巧妙華美。總之，賦這種藝術形式由於為其描摹物象的特質所決定，就必須地走向了華美的道路，同樣以客體山水為對象的山水詩，也就勢必不可避免走向鋪彩文、窮力追新道路了。其次，山水詩的興起，還是詩歌創作內部演進的結果。華夏文化在其產生的初期，就與大自然格外的親近。如《詩經》中的“蒹葭蒼蒼，白露為霜”，就是一幅寫意式的山水畫卷，當然，這種畫麵還僅僅是“所謂伊人，在水一方”的起興和背景。在屈騷中，自然山水的描繪更趨精美細膩，如《涉江》中對景物的描繪：“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紛其無垠兮，雲霏霏而承宇”；《湘夫人》：“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都是十分優美的山水畫圖。但它們也還僅是詩歌舞台上的幕景，客體自然還不具有獨立的審美意義。至建安時期，山水景物在詩歌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曹操的《觀淪海》標誌了我國最早的一首完整的山水詩的出現。魏晉時期，玄言詩盛行，“詩必柱下之旨歸，賦乃漆園之義疏”（劉勰《時序》），山水與玄言相為表裏。這種情況與當時的時代精神、文化風尚密切相關。魏晉以來，社會動亂、政治黑暗，文人誌士在動亂中難以存身，這種政治環境與魏晉玄學的崇尚自然、追求“出世”的學說一拍即合，從而使士大夫的目光由儒家倡導的齊家治國平天下，轉為逍遙抱一的自然陶醉，從而形成了向往自然的社會風氣。
於是山水成為了“以形媚道”的意象，成為與人類社會、人生哲理相通的客體，成為詩人寄托哲理的象征物。詩人與哲人們“目送飛鴻，手揮五弦。俯仰自得，遊心太玄”（嵇康《贈秀才從軍》）。客體之“物”與主體之“玄”在這裏是一體的。謝靈運的山水詩正是在這種玄言詩的母體裏孕育成熟的。山水詩之所以在謝靈運手中得到完成，與謝靈運本人的身世、地位、經曆、思想也有著直接的關係。謝的家族是東晉南渡以來高門華胄的領袖，是貴族中的貴族。祖父謝玄曾率8萬兵以擊敗苻堅百萬之眾，因封康樂公。這一點與陶淵明相似，兩人都是貴族的後裔，但陶本人已淪為“瓶無儲粟”的寒士，而謝靈運本人則仍為貴族。“陶謝”並稱，分別開創了田園、山水詩派。其實田園與山水雖然都將審美的目光轉向客體之物，實則卻有著質的不同：前者是下層知識分子的生活體驗，與質樸的生活內容相合，其審美目光易於接近平樸，因此，陶潛成了《詩經》以來自然藝術的總結者；而後者卻是貴族生活的附屬品，與旅遊、遊樂、宴飲的生活密切相關，易於走向華美浮靡的道路，所以謝靈運成了六朝人為藝術的開端。當然，謝靈運山水詩的大量創作，還與他的宗教思想有關。他的家庭是信奉道教的，而他本人又是個佛教徒，而佛寺精舍又多在深山絕穀之中，與大自然溶為一體而遠離喧囂的城市。於是，謝靈運頭戴曲柄笠，腳登木屐，留連忘返於南國的山水日月之間。《宋書謝靈運傳》載：（靈運）“出為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靈運素所誌好，出守既不得誌，遂肆意遊遨，遍曆諸縣，動逾旬朔。……所至輒為詩詠，以致其意焉。”試舉謝詩一例：（溯溪終水涉，登嶺始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