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是韻文體式的曲藝文學，因為語言句式的區別，還可細分為以七言上下句式為主的和以長短句式為主的兩種體式。但無論何種文學體式，均有長、中、短不同的篇幅。又絕大多數是采用地方方言或民族語言（如蒙、藏）創作並說唱。俗語、俚語、歇後語及鮮活的民間掌故，均是曲藝文學語言的活躍因素。特別是對於長篇曲（書）目的文學而言，除了文體與語言的獨特性外，人物塑造的鮮明性和故事情節的懸念性，包括語言風格的趣味性，向為曲藝文學的藝術優勢之所係。而曲藝“說唱”的現場性與演唱的風格差異，還往往使得曲藝文學在諸如情節、人物、細節及語言表述包括主題提煉上，同一題材甚至同一曲（書）目之間，也存在著十分活躍的變異因素。這一點也與曆史上曲藝文學創作的藝術生產方式緊密相關。因為曲藝文學創作在曆史上主要表現為口頭創作、口頭表演、口耳相傳。藝人即演員通常也是作家。這樣，較少固定腳本，並呈現著“一遍拆洗一遍新”式的多度創作及加工修改的特點。在許多評書評話中，由於口語說表的需要，語體上不僅兼有敘事和抒情，而且多議論與說明，所有的文學手段均以順應口頭說表而存在。曲藝音樂是曲藝藝術構成的重要方麵。由於曲藝的絕大多數曲種是演唱的，音樂性因而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曲藝音樂的內容包括唱腔音樂和伴奏音樂兩部分。它是一種敘述性很強，且為“說唱”表演服務的音樂形式，所謂“音樂的節奏不能破壞語言的節奏，旋律的完整不能影響語意的完整”。其基本形態，按不同曲種音樂結構歸類概括，可以分為“板腔體”和“曲牌體”兩種。其中板腔體是以板式變化的手段來演唱故事的。曲牌體是依內容的表達需要，將多種曲牌聯綴起來演唱故事的。這種唱腔一般都有相對固定的曲頭與曲尾，中間聯綴的曲牌比較靈活；在曲牌體中又有以單曲反複來演唱的，稱“單曲體”，主要用作抒情詠物和寫景類的內容，但具體的演唱中變化也很豐富，單曲反複而不單調呆板。相應地，伴奏音樂主要為演唱服務。與唱腔音樂的追求“字正腔圓”和“聲情並茂”那樣，伴奏音樂則強調一個“伴”字，講究“托腔保調”。
演唱忌諱吐字不清，伴奏忌諱喧賓奪主。曲藝的“說唱”是通過“說功”與“唱功”，包括表情動作、身段舞蹈等輔助表演的“做功”來完成的，其中“說功”講求吐字、摹神、使噱、變口、貫口、批講、口技等運用的功夫；“唱功”講求行腔、送字、傳聲、抒情、釀味等功夫的運用；“做功”則講求“手、眼、身、法、步”的配合及點到為止的傳神示意。使用的道具，或以鼓、板等樂器兼用，或以扇子、醒木、手帕充任。其中，虛擬示意表演的寫意性很強，所謂“轉一個身十萬八千裏”，“換一副相老頭成孩童”。但無論怎樣“做”，都要求不使其破壞聽眾對“說唱”的“聽覺”欣賞，分寸感要求極強。
四、曲藝表演的類型
如前所述，之所以把“以口語說唱故事”作為曲藝的本質特征，隻是為了給曲藝與其它姊妹藝術在藝術本體的區分上確立一種衡量的基本依據。並不是想以其根本點代替甚或掩蓋其豐富性與鮮活性。二人轉盡管邊唱邊舞，但其藝術表現的主體是“演唱”。去掉演唱，它可以是舞蹈，但去掉“演唱”，就絕不是曲藝了。換句話講，二人轉所以是曲藝，因為它是在“說唱”故事，而非僅僅是舞蹈一番；舞蹈在二人轉中隻是輔助性的存在。二人轉的“唱”，是曲藝的“唱曲”，而非通常的歌曲演唱。即二人轉的唱是“唱曲”而非“唱歌”。因而，它在本質上是曲藝而非歌舞。至於“說的”評書與“唱的”大鼓，隻是曲藝的兩種不同的“說唱”表演形式，其藝術本質是相通的。所不同的，隻是表演方式上存在著的類型差異而已。正是由於此，曲藝的表演類型便在具體形態上呈現出其豐富性。比如，按表演方式可以分為：①坐著“說唱”的“坐唱”形式；②站立“說唱”的“站唱”形式；③邊舞蹈邊“說唱”的“走唱”形式三種類型。如山東琴書和好來寶即屬於“坐唱”式表演，各種大鼓及相聲屬於“站唱”式表演，而二人轉則屬於“走唱”式表演。有些曲種如評書、評話，則有坐著說表的也有站著說表的。這裏介紹曲藝的類型，意在幫助讀者具體了解曲藝的豐富性，以使不因其豐富性而妨礙對其藝術歸屬即本質特征的把握。
五、曲藝在我國文藝發展史上的地位
曲藝作為我國最具民族民間色彩的表演藝術，在我國整個的文藝發展史上，有著十分重要的地位。首先，曲藝是我國民族曆史和民族文學的特殊傳承載體。我國少數民族的史詩以及許多民歌與敘事詩，藉曲藝藝術的“說唱”表演得以傳播、弘揚和保存。僅以世界聞名的我國三大民族史詩——藏族史詩《格薩爾王傳》、柯爾克孜族史詩《瑪納斯》和蒙古族史詩《江格爾》——的最後完成、定型與保存傳播為例，客觀上主要是依靠民族民間的“說唱”藝人搜集彙總、整理加工並“說唱”表演而得以傳承的。其根本標誌是這些史詩的傳承係統與機製，實際上是以其傳承而形成的史詩“說唱”式曲藝曲種的生存、發展來體現的。至於如漢代敘事長詩與曲藝“說唱”的血肉關係，更是這種現象的有力注腳，毋庸贅言。其次，曲藝是中國古典章回體長篇小說和許多戲曲劇種所以形成的橋梁與母體。換言之，曲藝在其曆史發展中催生了中國古典長篇小說，孕育了諸多戲曲劇種。中國古典長篇章回體小說《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和《封神演義》等的完成，則是曲藝直接孕育催生的結果。我國由北至南包括吉林吉劇、北京曲劇、山東呂劇、浙江越劇等等地方戲曲特別是其聲腔的形成，也莫不直接源自當地的曲藝曲種如二人轉、單弦、山東琴書和嵊州唱書。從而使得曲藝同時成為孕育其它藝術的“母親藝術”。最後，曲藝以其自身的存在，不僅為其它藝術提供了文學題材，而且深刻地影響並培育了中國人的藝術審美情趣及精神氣質。凡此等等，都使得曲藝藝術在我國的文藝發展史乃至我國人民的文化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