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知道，中國社會存在的各種弊端數不勝數，同樣，“徒有虛名的基督教國家”也會有這樣的弊端。也許讀者會感到失望，他們看不到我們對這個事實作更為明確的闡發，也不曾做出係統的比較。我們也曾這樣想過，但還是放棄了。因為我除了了解自己國家之外，對其他西方國家的了解非常有限，不足以擔此重任。讓每一個讀者自己邊讀邊比較，讓他們盡量不受“愛國主義偏見”的影響，永遠都不要把中國人看死。若作了這樣一種比較，我們至少可以假定這樣一個事實：西方國家都麵臨未來的黎明，而中國卻時時處處麵對著遙遠過去的黑夜。如果這是一個事實，那就是一個最為意味深長的事實，請讀者深思：這是如何造成的呢？
讓我們重複一遍，中國人隻需要人格和良心，其他的他們不需要。甚至可以說，這兩者其實就是一樣東西，因為人格就是良心。有一位著名的鋼琴製造家，他的人格被人讚為“像他做的樂器一樣——方正、正直而高貴”。然而，誰又曾在中國碰到這樣的人呢？
在一位幾年前去世的英國作家的傳記的結尾處，他妻子這樣寫道：“別人說他是作家、牧師、社會活動家；但隻有在家裏每日與他共同生活的人，才能告訴人們，他是怎樣的一個人。在他真正浪漫的一生中，在他私人信件的至柔至愛處，必然是除去麵紗的；但用不到那樣做，我也可以說如果在人間最崇高、最親密的關係中，有一份永不逝去的愛——純潔、熱烈，長達三十六年——從未把愛從其神聖高度降為一個倉促的字眼、一個不耐煩的姿勢或者一個自私的舉動，不管是處於生病還是健康，不管陽光燦爛還是暴風驟雨，不管白晝還是黑夜，看不到任何急促草率，也沒有任何不耐煩，連一個自私的舉動都沒有。如果這份愛可以證明騎士時代沒有永遠過去的話，那麼，在這個今生和來世都享受這份愛的女子看來，查爾斯·金斯利是一位‘最完美的騎士’。”
基督教文明最美好的結果，就是它所造就的美好人生。這種美好人生並不少見。當代就記載了成百上千這樣的人生，此外還有成千上萬不為人們所知。每位讀者肯定至少知道一個一心為別人利益的例子，有的讀者則有幸親曆更多。如何解釋這些人生，這些人是受到什麼鼓舞的呢？我們不願胡亂猜疑，隻不過，經過長時間反複考慮以後，我們堅信：如果把中國人的人生變成現在這個樣子的那些力量，能夠造就一位如金斯利夫人眼中的丈夫那樣的人物，那一定是一個比任何或所有道家寓言故事中的記載還要非凡的奇跡。沒有一種人類製度可以逃脫規律，他們之所以不可抗拒，是因為神“憑著他們的果子，就可以認出他們來。”儒學的力量有充足的時間去獲得最終結果。我們堅信，它所能做的，實際上，它已經做到了，再不會有更大的成果了。他們已經取得了人力之所能及的一切，比任何國家任何情況下都有過之而無不及。在悉心考察了中國的一切之後，哪怕是最友好的批評家也隻能無可奈何且悲哀地下這樣一個結論：“儒學的最終結果就是它造就了中國。”
關於中國的改革，有三種互相對立的理論。其一，沒有必要改革。無疑，這是一些中國人的觀點，盡管不代表全體中國人。某些外國人，遠距離看中國與中國人而產生幻覺，他們也這樣認為。其二，改革不可能。這是不少極其了解中國的人所下的悲觀結論，他們深知任何永久的真正的改革肯定會遇到極大的障礙，哪怕隻是改革前的嚐試。在他們看來，針對龐大的中國的徹底改革，其毫無希望，如同要用電流去刺激埃及木乃伊複活一樣。在我們看來，第二種觀點與第一種一樣毫無道理；不過，如果我們上述所述未能說清楚這一點的話，這裏也再說無益了。其三，對於那些認為中國的改革既必須又可能的人來說，重要的是通過什麼來改革，並且毫不奇怪。人們對這一點持有好幾種非但不同而且相互不協調的回答。
首先，我們必須麵對這樣的問題：中國能徹底脫胎換骨嗎？那些能夠覺悟到這是改革的必須之舉的政治家，肯定會接受這種徹底的變革。最近《邸報》刊登了一份奏折，就是這樣設想的，作者抱怨中原某省民眾不斷鬧事，並說已經派了一些富有才幹的人去巡察了，向民眾宣講康熙《聖諭廣訓》中的訓示，顯然是希望用這種行之有效的方法及時感化人們。這種向民眾宣講道德訓誡的辦法（起初是對基督教布道的模仿），雖然沒什麼結果，卻是改善當時道德的常用處方。一旦無法奏效，總是隻有再來一次。長期的實踐表明它必定失敗，事情隻會發生表麵上的變化，而結果卻無一例外地等於徒勞。我們在那位能言善辯而腿是石頭的老人這則寓言裏，已經充分說明了其中的原因。
那麼，如果訓誡無能為力的話，還可能指望榜樣或許更有效一些。前文已經談及這個問題，我們在此隻想指出為何最優秀的榜樣往往不能產生人們想要的結果。這就是因為這些榜樣無力使更多的人接受推動力，而他們自己的人生靠的就是這種推動力。就拿原山西巡撫張之洞為例，據說他很有魄力地禁止下屬官員吸食鴉片，並禁止老百姓種植鴉片。有多少下屬會誠實地與他合作，沒有這種合作又會怎樣？任何一個外國人，如果他依賴辦事的中國中間人不認可他的改革計劃，這個外國人就隻好承認自己在中國事務方麵非常無助。但如果一個外國人無助，那麼，一個中國人，不管何等官階，也一樣無助。這位廉潔的官員能做的，至多是在確定自己的目標之後，著手於眼前的一切事情（至少表麵上如此），就像一隻貓出現在閣樓上，閣樓上就沒有老鼠了。但這位官員一走，幾乎還沒有走遠，老鼠就立刻照樣我行我素，一切恢複原樣。
如果中國一位政治家有單槍匹馬改革國家的願望，這不僅是可信的，也是再自然不過的了，因為他沒有別的辦法。一位聰明的英國官員，如果知道“東方特有的冷漠和宿命論的可怕結果——席勒稱之為——即使神也無能為力的愚蠢”——如果他了解永久“改良”中所牽涉到的一切，他就可以絕對準確地預見改革的結果。在談到中國西南銅礦開采冶煉中的某些弊端時，巴伯先生說：“在這些礦藏充分開采之前，雲南必須增加人口，必須善待苦力，必須修築道路，揚子江上遊的航運設施必須得到改善——總之，中國必須開化。要完成這一切，一千年都太短，除非借助一些外力去加速它。”不“借助外力”，而要改革中國，就如同在海水中造船；海風和海水不會讓這事辦成。凡是始於並終於一部機器的力，不能帶動這部機器。
天津與北京之間的那段北運河，在一個河灣處，旅行者可以看到岸邊有座破廟，廟的一半已被河水衝走，另一半則被一道擋水的柵欄——用一捆捆蘆葦綁在木樁上製成的柵欄包圍著，而柵欄也隻有一半，神像櫛風沐雨，土地和莊稼沒有任何防護柵欄，河床堆滿了淤泥。這個國家荒涼衰敗的景象從這裏就可以看到一二。用一句中國本土的經典格言說來，那就是朽木不可雕也。不全部砍去朽木，老根就不能發出新芽。恐怕中國永遠都不可能通過內部進行自身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