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把中國帶入“國際聯盟”，可以使中國獲得新生，這是西方國家廣泛認可的觀點。而把中國引入“國際聯盟”，卻實在不是複興這個國家的可靠希望。到現在為止，西方主要國家派駐北京代表已有三十年，他們在那裏到底對中國所受的苦難起到什麼作用？使人感到悲哀的是，大國之間的國際關係，恰恰並沒有給中國帶去什麼好處。中國人是善於觀察的人：他們從西方國家的治理上所看到的，並不能使中國人相信，激起西方國家改革的動機要比他們自己“改良”這個帝國的願望更為高尚。既然中國本身也在成為一種“力量”，它正忙於著手讓外國之間利益衝突，以便坐收漁利，而沒有從那些一味“掠奪”卻不教它道德的國家那裏學到點什麼。所以，就算中國要改革，外交途徑也是不可取的。
中國需要的，不僅僅是進入國際大家庭，而且還要自由的交往、自由貿易，以及和睦友好的關係——持這種觀點的人很多。主張貿易，這是滿足中國多種需要的最好辦法；更多的港口，更多的進口，更低的關稅，取消各種通行稅。這樣的說法，今天聽到的遠比二三十年前要多得多。那時，中國人比以往更充分地滲入澳大利亞和美國，結果卻並不懂得“自由交往”以及“和睦友好”。難道人們沒有在私下裏大聲議論中國的茶葉和草帽緶質量不令人滿意，甚至還不如西方國家出口到中國的低劣產品。
作為文明的附屬物，貿易的價值是不可估量的，但它本身卻不是一種改革手段。亞當·斯密，這位現代政治經濟學的偉大倡導者，把人類定義為“商業動物”；他說過，兩條狗是絕對不會相互交換骨頭。但如果它們能這樣做的話，並且在每個大城市都設立一個骨頭交易所的話，那麼，狗的性格會因此受到怎樣不可避免的影響呢？古代龐大的貿易國家往往不是最好的國家，反而，是最差的國家。但他們的現代繼任者並不是這樣的，這不是因為他們的貿易，而是別有完全不同的原因。有這樣一句話：商業像基督教，目標廣闊沒有邊際；商業又像彩虹，總是向金色的一邊彎曲。
看一下非洲大陸就足以明白，煙酒走私和奴隸買賣，都是由基督教國家引入的，兩者都是很難鏟除的禍根，這足以說明，商業很難帶來改革效應。不少熟悉中國情況的朋友，他們的處方要比我們剛才列舉的更加全麵。按照他們的觀點，中國需要西方的文化、西方的科學以及梅杜斯先生稱作的“物質文明”。中國數千年來一直是個文明民族，當我們的祖先還在原始叢林中覓食之時，他們已經開化了數百年。中國人嚐遍了所有他們看到的，認為能吃的食物，他們的烹飪方法各種各樣。在這樣的文化之中，本質上沒有可改革的東西。文化往往很自私，它喜歡強調：“我，絕非你。”比方說我們日常在中國都可以覺察到，我們引以為豪的文化被他們所嘲笑。假如中國文化學不會對此加以適當的控製，外國的引入的中國的事物又會受到怎樣的待遇呢？
中國無疑是最迫切需要科學的國家。他們需要各種現代科學來開發這個泱泱大國的潛在資源。他們自己已經開始認清這一點，不久的將來，他們會比我們更明白。但對科學的了解，一定能對這個國家的道德施加有益的影響嗎？如何實現這個目的呢？化學，在所有科學中，與我們當代的進步最為密切相關。那麼，在中國傳播普及化學知識，能成為使他們獲得新生的道德手段嗎？會不會因此而在生活各方麵引發了新的和始料未及的欺詐和暴力呢？如果中國人的品性一成不變，他們勢必不會控製化學藥品的使用，那麼，掌握了這些可能帶來危險的現代炸藥的配方，人們肯定會終日惶恐不安。
“物質文明”是指西方巨大的進步和發展的物質成果，它包括由蒸汽機和電的發明所帶來的許多奇跡。有人告訴我們，這才是中國的真正需要和一切需要。通往每一個城市的鐵路、內河航運、完善的郵政係統、國家銀行、銀幣、作為通信神經的電報和電話——這些都是中國未來幸福時代的明顯標誌。
在張之洞力主修築鐵路的奏折中，或許就有這種想法的雛形，他申明鐵路可以杜絕河運的許多危險，甚至船員監守自盜。那麼，物質文明的積聚，是否就能消除精神上的弊病呢？鐵路就能保證鐵路雇員，或者乃至管理人員都誠實可靠嗎？難道我們沒有讀過《伊利城之章》嗎？讀者不是看到州與州之間的主幹公路被完全侵占，而股東們無能為力，甚至對此事負責的人都沒有？這是由物質文明本身造成的，還是由一長串複雜原因經長期緩慢的相互作用才造成的呢？誰也不能保證，把選舉投票製度引進中國，就能使中國人成為一個講民主的民族，因而適合實行共和製度。隻有創造了這樣的條件，中國產生才會與西方各國一樣的物質文明，這些相同的條件與物質無關，根本條件隻與道德有關。
有了香港、上海和其他通商口岸這樣的實例，中國人為何不把“模範租界”引入內地城市？因為他們對這樣的變化不感興趣，引進了也會覺得非常不適應。他們看到近三十年以來中國海關誠實管理的實際成效，為什麼還不在其他領域采用這套辦法呢？因為在中國當時的狀況下，中國人在精神上完全不可能接受這樣的稅務體係。英國人的性格和道德也是曆經一千多年才達到目前的發展水平的，要中國人突然接受，確實不大可能，實行這些製度，也不可能像架起埃森的克虜伯大炮一樣，說開火就能立即開火。
培養了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的性格和道德的力量，如同裘力斯·凱撒在英國登陸、征服者威廉侵入英國這些曆史事實一樣，是絕對毫無疑問的。這些力量源於基督教，也隨基督教的發展而發展。與逐漸深入人心的基督教相對應，這些力量也慢慢開花結果、枝繁葉茂。
偉大的文化倡導者馬歇爾·阿諾德說過：“說到希臘，每一個受過教育的人都對它充滿了熱愛，並十分感激它。希臘人是世界各民族藝術和科學的先行者，就如猶太人是正義的倡導者一樣。當今世界不能沒有藝術和科學。在偉大的希臘人民看來，藝術和科學具有非凡的魅力，而品行則被視為平常的事。於是，因為不注重品行，輝煌的希臘隻是曇花一現；因為人們向往品行、持恒、性格……並且，當今時代需要越來越多的美和知識，知識受到如此尊重，而能夠帶來勝利和能統治整個世界的不是希臘人，而是猶太人；是猶太人崇高的正義，而不是希臘人卓越的藝術和科學。”
要改革中國，就一定要在品性方麵追根溯源，一定要在實際上推崇良心，不能把自己囚禁在皇宮裏。有一條真理，被一位現代哲學的主要倡導者一語道破：“沒有一種煉金術能夠使鉛煉成金。”正義才是中國真正需要的，為了獲得正義，他們必須了解上帝，必須重新認識人的概念，以及人與上帝的關係。中國的每一個個人、每一個家庭以及社會，都需要一種全新的狀態。我們發現，中國的各種需要其實就是一種需要——那就是基督教文明，隻有徹底地接受，並永遠以基督教的文明貫徹在他們生活的各個角落，他們才會徹底地蛻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