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村盛產黃煙。改革開放之前，栽、賣黃煙收入是村裏兒娶女嫁、買菜糴糧等花銷的主要來源。故，各家各戶自留地栽的全是黃煙。黃煙育苗、栽管、割煙、捆煙、曬煙、賣煙也就成了村裏人的競賽項目。誰家黃煙產量高、質量好、賣錢多，自然就會被人推崇、羨慕。
1974年，我高中畢業後到生產隊幹活，令我尷尬的是，無論是生產隊還是果園隊，男人們皆會抽煙。人們歇息、開會、閑聊等，其卷煙、點火、吸食的連串動作叫人眼花繚亂。父親、大哥、二哥更是癮君子。唯獨我是另類。不知為何，我最討厭的活計就是抹煙茬、掐煙心、割煙葉。霜降時節，村子四周全是煙架，到處飄散著煙葉的芳香。人們爭著、搶著尋找最好的煙葉嚐鮮，我卻從來不敢。隊裏誰要抽煙，我就離得老遠。久而久之，我成了“不合群”的人。
當年10月，我到上官聯中教數學，男教師均為大煙桶，我則是特殊人。1976年，我調到張格莊石子廠，清一色的男人世界，相互給煙是交流感情的重要載體，我又搞了特殊化。1980年，我煙師畢業，先後到兜餘公社團委、回裏鎮黨委、區府辦從事文字工作。雖說有時忙得通宵達旦，我還是對煙敬而遠之。
直到1986年3月，過了而立之年的我對煙仍然不感興趣。這年4月，煙台市委辦下發關於開展百鄉調查的通知，要求各縣市區按題目要求撰寫調查報告，給市領導提供決策依據。福山分了4個題目。分給政府辦的題目是：《如何發展山區經濟》。具體由政府辦梁益誠主任與我負責。我和梁主任到了張格莊鄉，與鄉領導和鄉鎮企業負責人、部分村支書分別開了兩個座談會，記錄了半本子材料。梁主任非常重視，要華僑賓館經理給我提供好房間、好煙、好茶、好飯菜，目的是讓我專心寫好。可是，一動筆，我卻是貓咬刺蝟，無處下口。我是寫了撕，撕了寫，瞎忙活了一天。次日，還是寫不下去，瞅著天花板害愁。煩了，看到桌子上放了兩盒煙、一個打火機，就隨手拿起，抽出一根，點火，抽上了。抽著、抽著，開始有點思路，寫了幾頁，還是覺得不妥，又撕。當天晚上，我邊抽邊想：自個畢竟是張格莊鄉人，對各村熟識，曾為工交大會連續籌備過兩年會議材料，幹過社員、教員、學員、保管、夥食會計、通訊報道員、政治輔導員、團支部書記等，假若自個是張格莊鄉黨委書記兼鄉長，該如何發展全鄉經濟？這麼一想，豁然開朗，文思泉湧。我一邊抽煙一邊列出題目：《找準主攻方向，發展山區經濟》。又抽著煙，列出分題：在鄉鎮企業上，以興辦建材工業為主；在種植業上，以發展果業為主；在養殖業上，以飼養食草禽畜為主。然後，將采訪的材料分門別類，加以分析、整理、歸納，僅用一天就寫成了。經梁主任審閱批改後，清抄一份，上繳給市委辦。不久，煙台市委調研室就將此文印發為參閱件，發到全市。我注意到，百鄉調查共印發了4期參閱件，其中，3篇為市委調研室的主任、副主任所寫，剩下的一篇就是《找》文了。寫成了調查報告，我也學會了抽煙。此後，無論寫區“三幹會”報告、政府工作報告還是寫煙台市“三幹會”典型材料、農業現場會領導講話等，我均是一手拿著煙，一手拿著筆，養成了吸煙的惡習。每當感冒難受之時，自個也想忌煙。但是，每次堅持不到3天，就草雞了，還是煙不離嘴。
這抽煙的副作用太大，一不小心，就會燒衣服、燒被褥、燒地毯、燒桌子，常燒成一個洞一個洞的，難看死了，惹人反感。最嚴重的是危害身體，每天吐痰，經常咳嗽不止，讓家人或他人抽二手煙。
後來，我報名援藏。在西藏聶拉木縣，藏族男同胞抽煙的檔次和數量皆優於我們。為抵禦寒冷和寂寞，完成繁重的文字工作任務，我就繼續著抽煙的曆史。
援藏回鄉，我開始戒煙。不久，區裏任命我為文化服務中心主任（文化局長）。與部下見麵時，館長們拿出好煙，請我品嚐，均被我謝絕。電影公司陳經理不信：“去冬咱一塊喝酒，就屬你的煙癮大，怎會戒了？假裝的吧？甭怕，電影公司再窮也管得起。”我說：“你別多想，我戒煙有廉政之慮，是免得引火燒身。我就是想抽煙，也絕不會抽你的煙，更不能揩電影公司的油！”就這樣，我堅持了倆月就頂不住了。亂事、難事、愁事、煩人事，一古腦子砸過來。先是欠債多，要債的鬧事；後是上訪多，不給答複不算事；再是人員老化，缺人幹事辦事。文化局辦公樓與家屬住宅沒有土地證，更無房產證，被人告上法庭，官司不斷。堂堂一個文化局，隻有3個編製。一個掛名副主任兼政府禮堂管理主任，曆來不參政；一個23歲的曹秘書，身患癌症，不時地要錢治病；我實際上成了地地道道的光杆司令。最難的是，每月僅有292元辦公經費，既不夠電話費，也不夠水電費，更不夠取暖費，我隻得暫時貼上自個的工資。一天，已經退休的柳副主任攜妻闖進我的辦公室，拿出將近萬元的藥費單據，逼我簽字付錢。我笑著說：“柳主任，前任給我留下近70萬元的債務，每月的辦公費不足300元，我上哪兒弄錢給你。”其妻開口：“你不給，俺就不走，反正也活夠了，今個不給，俺就死在這裏。”我一聽，樂了，拍著巴掌：“好、好，二位不是想死麼？太好了！這麼多天，我白天黑夜都想死，怎麼個死法，誰陪我死，一直找不到作伴的，今個可好了，我們一塊去死。”說著，我不知哪來的勁頭，一手掙著一個、拉著一個，直接拖下樓。到了大門口，柳副主任探問：“權局長，你真的想死啊？”“你以為假的麼？援藏前，市委幾個領導三番五次地答應回來起碼安排正縣。真回來了，連個副縣都不是，還被安排到這麼個弱勢單位。真的生不如死。走，就在福城大橋哪兒跳河!走、快走啊！”柳副主任夫婦一看我玩真的，拚命掙脫，撒腿就跑。人說，你這不是耍橫、耍無賴麼？否！麵對那麼個破亂攤子，說心裏話，我真的不想活了，總想一死百了，徹底解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