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我們家鄉有段流傳甚廣的順口溜：“得罪書記沒法過，得罪隊長幹重活，得罪會計筆下錯，得罪保管抹秤砣，得罪挑大糞的兩勺頂一勺”。形象地反映了當時農村一種有趣的現象。但是，我始終覺得有些偏激。
那時的村叫生產大隊，大隊黨支部書記是“一把手”，所管的大事小事很多，俗稱“土皇帝”。大隊下設生產隊，由隊長、副隊長、會計、保管等組成隊委會，主要負責生產經營、年終決算、開餉等，都是一般社員得罪不起的人物。
如果得罪書記，那可是糟糕透頂。子女要結婚，得找書記開證明；家裏要蓋房，得找書記批地基；想入黨、參軍、當工人，得征求書記同意；想讀高中、上大學，得需書記推薦。要辦成這些決定人生命運的大事，離了書記，寸步難行。因此，社員們都會盡量討好書記，時而會送去些稀罕東西。我們那時叫“送小簍”。若是趕上家裏有喜事，還要請書記上門做客，奉為上賓。若請不到，就會覺得很不光彩。
就我家而言，情況並非如此。二姐於50年代末在煙台“小鋼聯”上班，入了黨；大哥於60年代中期當兵、入了黨，並沒有送過“小簍”。我初中畢業後，公社隻準村裏一名應屆生升入高中。大隊幹部一合計，把我的名字報了上去。我是稀裏糊塗地上了高中。畢業後百十來天，上官聯中要俺村出一位老師，我又是在不知不覺中當了一回數學教師。“文革”初期，村裏的造反派沒少整書記、大隊長，誰也沒被報複。說“得罪書記沒法過”，並不確切。
如果得罪了生產隊長，那也沒什麼。隊裏的活兒都挺髒挺累的，幹啥活兒也不舒服。我高中畢業時，父親還是隊長。我卻幹了一般社員都不稀罕幹的活兒，那就是掏豬圈、攢糞。有人說我10年寒窗白瞎了。我根本不在乎，覺得幹什麼活兒都一樣，沒有貴賤輕重之分。父親當了一輩子隊長，總是出於公心，適合誰幹的活兒，就安排誰去幹。所以，隊裏沒有一人說父親偏心眼的。
生產隊分麥子、苞米、高粱、大豆、地瓜、花生和蘿卜、胡蘿卜等，無論是會計記賬，還是保管過秤，我均在場親眼目睹過，從來沒有發現一次“筆下錯”、“抹秤砣”的現象發生，也沒聽到其它兩個隊有此類事情。你想，這熊的怕龍的，龍的怕不要命的。如果故意搞錯了，誰都不會忍氣吞聲，管你是誰，不揍你個鼻口出血才怪呢。
這挑大糞的，可就難說了。那個年代，常常要“一日三餐到田間”，白天，社員家裏鎖著門。因此，挑大糞的一般會利用清早或傍晚挨家逐戶去挖，過秤後，再告訴你斤兩。是多是少，全由他一人說了算。但是，如果兩家人口相等，數量相差懸殊，挑大糞的麻煩就來了。所以，“挑大糞的兩勺頂一勺”，無論是誰，也沒這麼大的膽子。
不過，林子大了，什麼鳥都有。我也聽說過有的大隊書記、生產隊長境界不高，故意給人“穿小鞋”、報複人。也有的會計、保管心術不正，變著法兒謀取私利。但，這隻是極個別人的行為，是“一粒老鼠屎壞了滿鍋湯”。
好在很快恢複了高考製度，人們得靠本事讀高中、上大學、進企業、入軍校。特別是改革開放後，生產大隊、生產隊相繼解體，隊委會沒有了，人們逐漸富了，購買樓房的多了，入黨、參軍也較容易了，那段順口溜在我們家鄉，也就泥牛入水，隨著夾河的滾滾洪流，永遠消失在海洋之中了。
但是，當初那段順口溜，卻從另一麵警示我們：做人不能當小人、算計人、欺負人、報複人，也不能投機鑽營、阿諛奉承、見利忘義。隻有清正廉明、公正無私、與人友善、依法辦事、貧而無諂、和氣生財，才能使我們的社會更加公正，更加和諧，更加美好，更加生氣勃勃和欣欣向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