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發生了一個問題：一個研究者能夠沿著種係發生的等級走得多麼遠，而仍然可以從動物的行為中觀察到，好象它們能夠看出關係呢？要看出關係，一個人必須體驗事物是怎樣起作用的。乍一想，似乎這樣做，一個動物就必須具有某種最低限度的感覺和神經的配備--也許一個腦，即使它僅僅是發育不全的腦。可是，一位著名的美國生物學家詹寧斯(H.S.Jennings，1868-1947)得出了不同的結論。詹寧斯花了許多時間觀察原生動物諸如眼蟲(euglenae)、草履蟲(paramecia)和變形蟲(amoebae)之類的行為。他發現，原生動物的活動，不但是非常多變的，而且也是容易改變的。他判定，它們的行為不能僅僅從簡單的生理化學的反應方麵去解釋。詹寧斯認為，就原生動物的可以觀察到的行為來看，有理由推斷原生動物也同人一樣存在著有目的的行為。
一位和詹寧斯同時代的生物學家波特曼(AdolfPortmann)，在這一點上，支持詹寧斯早期的思想。他說：“因此，現在生物學應集中研究動物出現的情況是怎樣的，而不是它們實際是怎樣的--這是一個巨大的變化，因為在過去幾十年裏，生物學家們想象地把一切事物歸納為生理化學的法則。”
我們從這一切將作出什麼結論呢？一個可能的結論是：一個用動物作實驗的人，由於他的傾向性，很可能把他的實驗安排得使得動物的行為要麼顯得是偶然的，要麼顯得是有頓悟的。一位著名的哲學家伯特蘭·羅素(BertrandRussell)，在1920年代結束以前注意到，心理學家們，在他們的動物實驗中，完全由於對實驗情境的安排不同而可能證明兩種根本不同的反應。羅素很幽默地評論說：“美國人研究的動物，帶著一種難以置信的慌張和激動的表現，到處亂跑，而最後偶然獲得希望的結果。德國人觀察的動物，則不動的坐著並進行思考，而最後，從它們內部意識裏逐漸形成解決辦法。”③可是，用低等動物作實驗的辦法，或許不象羅素所評論的那樣，會使實驗者在思想上猶豫不決。一旦一個研究者確定了傾向性，不管他是按照行為主義的方向還是按照格式塔一場的方向確定的，他都可以從一切有用的實驗和其他的例證所可能提供的最廣泛的信息獲得支持。
行為主義者明確地表示，動物能夠被放在某種實驗情境中，使它們表現出似乎是嚐試錯誤的、偶然性的、盲目的和機械的外顯行為。
此外，似乎沒有疑問，人作為實驗對象也能夠被放在各種情境中，使他們明顯表現出同樣的行為。對於這樣一種實驗的唯一要求似乎是：出示給學習者的問題，一定是他以前的經驗一點也無法幫助他去對付的問題。
另一方麵，格式塔一場心理學家們曾經論證過，不管是對低等動物還是對人，情境都能夠被安排得使學習顯示出一種“啊哈!”的性質。那就是，一個實驗對象在學習某種東西的過程中似乎“領會了意義”，或者體會到麵臨的情境。假如情境容許人和低等動物從事似乎有頓悟的學習，那麼，行為主義者關於學習是無目的的、機械的和偶然性的這種見解是否正確，就會引起人們很大的懷疑。
格式塔一場心理學家們堅決主張，要描述整個動物界的學習，我們最好從人的實例開始。當我們檢查我們自己或他人有目的的行為時，會看到，學習似乎時常是，或許始終似乎是看透事物的問題，是獲得理解的問題。如果我們假設低等動物是以同樣方式學習的，那麼，根據這種假設，我們就會設計出種種實驗，使它們能顯示出這種學習。
這並不意味著，譬如說，如果我們是在研究一隻狗，我們就敢於把它擬作人--把人的特性賦予它；而是說，我們要防止把它機械化--把它當作機器。這樣研究狗的方法，就是把它“狗化”，正象研究一個兒童時，我們要把他“兒童化”一樣。總而言之，我們考慮每一個低等動物以及每一個人的時候，必須根據它自己的水平來考慮。假如我們永遠把這點牢記在心中，我們或許能夠對於學習作出若幹適用於大多數或者甚至所有形態的動物生活的一般性的陳述。
第二節學習是刺激一反應條件反射嗎？
根據新行為主義理論，學習被認為是無目的的習慣的形成。習慣是通過條件反射形成的，它或者屬於對特定刺激所期望的反應，或者增加所期望的反應的可能性。一個刺激引起一個行動或反應，是由於刺激的性質、有機體的條件和所涉及的“學習的定律”使這行動或反應隻能采取一種形式。新行為主義的心理學家們，把行為解釋為施加於有機體的力量或刺激所產生的觀察得到的行動。為了說明包括人在內的有機體的所作所為，要在他們的遺傳的稟賦，圍繞他們的環境情況，衝擊他們的刺激和他們包括用言語表達在內的各種行動中，去尋找根據。這些行動或行為，不是反應性的就是操作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