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載是理學思想的主要奠基者之一，又是北宋時期著名的教育家，他的學說對理學思想體係的建立和宋代教育理論的發展有著重大的影響。
張載(公元1020年-1077年)，字子厚，祖籍大梁(今河南開封)，世為仕宦之家。祖父張複，仕真宗朝，為給事中、集賢院學士後贈司空。父親張迪，仕仁宗朝，官至殿中丞，知涪州事，贈尚書都官郎中，卒於涪州任上，因當時諸子皆幼，不能返歸故裏，遂全家僑居陝西鳳翔縣橫渠鎮南大振穀口。張載自幼生活在這裏，又長期在此講學授徒，故世稱橫渠先生。
橫渠鎮地處關中地區，直接麵對西夏虎視中原的形勢，素有“風土厚”、“氣節著”的傳統風尚和文化素養，尤其是華陰申顏、侯可二人，“以氣節自喜”，“篤誌為學，祁寒酷暑，未嚐廢輟”，他們提倡“博物強記，於禮之製度，樂之形聲，詩之比興，易之象數，天文地理，陰陽氣運，醫算之學，無不所究”，並以講學授徒為己任，“主華學之教者幾二十年”，“自陝而西，多宗其學”。雖然張載與申、侯無直接師承關係，但此種學風對張載的成長有重要影響。所以，黃宗羲說：“關中之申侯二子，實開橫渠之先。”
張載幼年入學讀書，誌氣不群，深知“虔奉父命，守不可奪”，倍受父親的賞識、器重。少年喪父後，能自立為生，興趣極廣，無所不學。人焦寅，喜談兵事，張載很悅其說，兩人交往甚密，共同議論用兵之道。當時，北宋西北部常遭西夏騷擾。康定元年(公元年)，朝廷派範仲淹任陝西經略安撫副使，兼知延州，主持西北地區軍務，抵禦、防範西夏的進犯。二十一歲的張載，準備聯絡一些人攻取被西夏占領的洮西之地，以實現其報效朝廷的宏願，遂上書範仲淹。範仲淹認為此人可成大器，開導他說：“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勸勉他研讀《中庸》。張載讀完《中庸》，雖有所得，猶未以為足，於是又訪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自認為無甚收獲，便又轉向儒家經典，研讀六經。張載對《易》十分重視，鑽研極深，所得頗多，三十五六歲，到京師設壇講《易》，聽者甚眾。張載以其出眾的才學，在關中已頗負盛名。文彥博任長安通判時，“聞先生名行之美，聘以束帛，延之學宮，異其禮際，士子矜式焉”。以優厚的禮遇請他任長安學宮教授，深得士子敬重，紛紛效法。
據說張載在京師講《易》時，適值程顥、程頤至京師。張載與二程有親戚關係，二程的父親程是張載的表兄，二程稱張載為表叔他們之間關係甚密，來往頗多。此次在京師相會，“共語道學之要”
重點探討《易》。據《宋史·張載傳》載：“嚐坐虎皮講《易》京師，從聽者甚眾。一夕，二程至，與論《易》，次日語人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撤座輟講。與二程語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此說出自原為張載弟子後投奔二程的呂大臨之手，顯然是有意誇大了二程對張載的影響。事實上，張載與二程確曾一起語道論學，但斷定張載曾師事二程卻有違事實，這一點二程也曾明確否認。呂大臨在《橫渠先生行狀》中，說張載見二程之後“盡棄其學而學焉。”程頤曾駁斥說：“表叔平生議論，謂與頤兄弟有同處則可；若謂學於頤兄弟，則無呂大臨：《橫渠先生行狀》。
是事。頃年屬與叔刪去，不謂尚存斯言，幾於無忌憚”。後來呂大臨將此語改為“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二程對張載是很敬重的，特別稱讚他學而不雜，重視禮教。程顥說：“某接人多矣，不雜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實”，“世之信道篤而不惑異端者，洛之堯夫秦之子厚而已”，“橫渠道盡高，言盡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程頤也說：“子厚之為人，謹且嚴，是以其言似之，方之孟子，則寬宏舒泰有不及也。”比較而言，程顥比程頤對張載的評價更高些。
張載對二程思想有重要影響，二程從張載那裏吸取了不少東西，如“理一分殊”、“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的命題。張載與二程又有諸多分歧，集中表現在“理”與“氣”關係上，張載是不甚徹底的唯物主義本體論，二程卻是極徹底的唯心主義本體論。張載與二程的異同，反映理學初創階段的發展曆程。
嘉佑二年(公元1057年)，張載三十八歲，登進士第。“始仕祁州司法參軍，遷丹州雲岩縣令，”在雲岩任內，“政事大抵以敦本善俗為先”，十分重視社會教育，“每以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於縣庭，親為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有所教告，常患文檄之出不能盡達於民，每召鄉長於庭，諄諄口諭，使往告其裏閭。間有民因事至庭或行遇於道，必問：‘某時命某告某事，聞否？’聞即已，否則罪其受命者。故一言之出，雖愚夫孺子無不預聞知”。可見他是十分重視教育，並能盡職盡責，深入下層，了解實情的。其時京兆尹王樂道曾聘請張載掌郡學，張載“多教人以德”，“從容語學者曰：‘孰能少置意科舉，相從於堯舜之域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