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聞法語，亦多有從之者。”表明他辦教育的宗旨強調以德育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去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反對為應科舉、求利祿而學習，並受到不少人的擁護和響應。
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張載已滿五十歲，禦史中丞呂公著舉薦張載，稱張載“學有本原，四方學者皆宗之”，“可以召對訪問。”當時，宋神宗正擬“登用大臣，思有變更”，遂接受呂公著的建議，召張載入廷，問以治道，“皆以漸複三代為對”，“上悅之，曰：‘卿宜日見二府議事，朕且將大用卿’。”張我載以“臣自外官赴召，未測朝廷新政所安”為由，表示“願徐觀旬日，繼有所獻。”神宗遂命他任崇文院校書，以備谘詢。不久，張載會見執政王安石。張載對王安石在學術上曾極稱道，但對其推行變法，卻持保留態度，他說：“世學不明千五百年，大丞相言之於書(指王安石的《周官新義》)，吾輩治之於己，聖人之言庶可期乎？顧所憂，謀之太迫則心勞而不虛，質之太煩則泥文而滋弊，此仆所以未置懷於學者也。”這正是張載不願同王安石合作的原因所在。
張載辭官歸裏，隱居橫渠，一麵更專心攻讀六經，從事學術研究和著述，一麵收徒講學，致力於教育活動。《宋史·張載傳》記載張載專心致誌、勤苦治學的情形：“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誌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嚐須臾忘也。”他教授生徒也竭心盡智，發揚“誨人不倦”的精神，感人至深，“答問學者，雖多不倦，有不能者，未嚐不開其端。
其所至必訪人才，有可語者，必叮嚀以誨之，惟恐其成就之晚”。是時，張載家境已相當清貧，僅有薄田數百畝以供生計，“人不堪其憂”，他卻“處之益安”，大有顏回身居陋巷，簞食瓢飲，苦學不倦，樂而忘憂的精神，“故雖貧困，不廢講學。”更以微薄之力，資助無鈔讀書的青年，“門人之無貲者，雖糲蔬亦共之”，更體現了他獻身教席、熱愛學子的精神。
熙寧九年(公元1076年)秋，張載五十七歲，他收集自己一生言論，選其精華，著成了《正蒙》一書，傳給其門人蘇，並說：“此書予曆年致思之所得，其言殆與前聖合與！大要發端示人而已，其觸類廣之，則吾將有待於學者。正如老木之株，枝別固多，所少者潤澤華葉爾”。希望弟子能進一步繼承發展自己的學說和精神。蘇遂依《論語》、《孟子》體例，為之編定章次，共為十七篇。這是至今保存完整的張載的一部力作，也是研究張載教育思想的重要文獻。
熙寧十年(公元1077年)，因呂大防的推薦，張載再次被召入朝，任同知太常禮院，張載致力於依古禮，嚴郊廟之禮製。因與禮官意見不合，身患重病，再次辭官西歸。過洛陽時，又與二程會見，討論了許多學術問題。(討論的內容，由門人蘇記錄整理，載於《二程遺書》中，題為《洛陽議論》。)可見，張載重病在身，仍孜孜於學問。
但不幸，辭別二程歸裏，途中病情加劇，死於臨潼，終年五十八歲。當時，張載家中已是“囊中索然”，無力收斂，由門人集資置棺，奉其喪還張載一生大部分時間是在研究學術、講學、著述中度過的。他的思想和活動，在關中地區影響很大，從學者甚眾，一時門生雲集，頗有聲勢。以他為核心，在北宋時期是與濂(周敦頤)洛(二程)及“新學”(王安石)三家鼎峙的一個重要學派——關學。有人把理學分為濂、洛、關、閩四大學派，關學也是一個重要學派。張載在多年的講學活動中，培養了一大批有才能的弟子，據《宋元學案》的《橫渠學案》、《呂範諸儒學案》和馮從吾的《關學編》，以及張驥《關學宗傳》等文獻記載，張載的主要門生有呂大忠、呂大鈞、呂大臨三兄弟，以及蘇、範育、薛昌朝等，受學於張載的還有種師道、遊師雄、潘拯、李複、田腴、邵彥明、張舜民等，此外，晁說之，蔡發在關中，也曾“留心橫渠之學”。
《宋元學案·景遷學案》。
張載一生著述甚多，重要的有《正蒙》、《易說》、《禮樂說》、《論語說》、《孟子解》等，除《正蒙》、《易說》尚完存外，其餘多已散失。
此外，還有《張子語錄》、《文集》、《經學理窟》，有的傳誤甚多，有的殘缺不全。這些著作，大部分是他講學用過的講稿，是我們研究張載教育思想的主要資料依據。張載的著作，曆代刊印，版本很多。
年中華書局整理出版的《張載集》，比較完整、信實，可供研究參考。
朱嘉編寫的《近思錄》和《伊洛淵源錄》也保留了不少張載的言論，也可做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