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四年六月十三日吾人一說到文化運動，就不能不聯想到歐洲的文藝複興，因為他實在是文化運動上最顯著的一個例證。在空間上，發起於意大利，次第到英、法、德諸國，漸漸的普及於全歐。在時間上，發端於十三、十四世紀之間，極盛於十六世紀，對於最近幾世紀，也還有不少的影響。在內容上，以思想自由為原則，所以產生適合人情的文藝，注重實證的科學，提倡人權的理論，後來宗教改革，美、法共和，也是要推源於此的。
因而觀察我國的文化運動，也可用歐洲的文藝複興，作一種參證。我國當戰國時代，諸子百家，同時並起，可以當歐洲的希臘。後來，漢武帝用董仲舒議，罷黜百家，儒家言儼然有國教的資格，與歐洲中古時代的基督教相當。此後，由印度輸入佛教，民間的多神信仰，又仿佛教而編為道教，然亦不能奪儒家之席，而漸被其同化。到宋、明時代，儒者又把佛、道兩家抽象的理論，融合到儒家學說裏麵去，就叫理學，這正與歐洲中古時代的煩瑣哲學相當。直至清代，學者始漸悟空談理義之無謂，乃用歸納法，治詁訓考訂，名日漢學，即含有複古的意義；而經、子並治，恢複到董仲舒以前的狀況了。到戊戌政變時代，有昌言改製、利用西學的運動，但仍依托孔教，正如文藝複興時代；美術的形式，雖融入希臘風，但所取材料，還不脫基督教經典，也是過渡時期所不能免的現象。
直至辛亥革命，思想開放，政治上雖並不能實行同盟會的主張，而孫先生重科學、擴民權的大義，已漸布潛勢力於文化上。至《新青年》盛行，五四運動勃發，而軒然起一大波，其波動至今未已。那時候以文學革命為出發點，而以科學及民治為歸宿點(《新青年》中稱為賽先生與德先生，就是英文中Science與Democracy兩字簡譯)。文學革命的工作，是語體文，語體詩，古代語體小說的整理與表彰，西洋小說的翻譯，傳說、民歌的搜集，話劇的試驗，都是以現代的人說現代的話，打破摹仿盲從的舊習，正猶民族複興以後，意、法、英、德各民族，漸改拉丁文著書的習慣，而用本民族的語言。正是民族思想解放的特征。在這個時候，知識階級，已覺悟單靠得學位，圖飯碗，並不算是學者，渴望有一種研究的機關。十幾年來，次第成立的，有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最近有中山文化教育館的研究部。各大學，如北京、清華、燕京等，亦往往設研究所；最近教育部且通令各大學建設研究機關。而其他學術團體，除科學社成立在先外，如普通性質的中華學藝社，專門性質的地質、生物、物理、化學、農學、工程、經濟、社會等學會，都在這個時間次第成立了。
一方麵，那時候的學者，都感覺到我們四萬萬同胞中，識字的、有常識的人實在太少了，有這些沒有受過教育的大多數人，無論有何等完善的憲法，是不過供少數知識階級的工具，於全民是沒有關係的。大家認孫先生於憲政時期以前設一個訓政時期，是最妥當的；而且，自命為知識階級的，尤不可不負訓政的責任。除各級黨部盡力於民眾訓練外，其他特別組織，如河北的定縣，山東的鄒平，江蘇的徐公橋、黃墟、無錫、善人橋等，均以開通民智、改良敝俗為全民政治的準備。這種運動的方向，是很對的。
我們讀孫先生的三民主義，完全用語體文記錄出來，是給我們一種作文的標準。孫先生說：“我們要學外國，是要迎頭趕上去，不要向後跟著他。譬如學科學，迎頭趕上去，便可以減少兩百多年的光陰。”孫先生又說：“以人民管理政事，便是民權現在是什麼世界呢？就是民權世界。”我們用這兩種標準，來檢點十餘年來的文化運動，明明合於標準的，知道沒有錯誤。我們以後還是照這方向努力運動，也一定不是錯誤，我們可以自信的了。
據《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創刊號(1934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