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的整頓，自文科起。舊教員中如沈尹默、沈兼士、錢玄同諸君，本已啟革新的端緒；自陳獨秀君來任學長，胡適之、劉半農、周豫才、周豈明諸君來任教員，而文學革命、思想自由的風氣，遂大流行。理科自李仲揆、丁巽甫、王撫五，顏任光、李書華諸君來任教授後，內容始以漸充實。北大舊日的法科，本最離奇，因本國尚無成文之公私法，乃講外國法，分為三組：一曰德日法，習德文日文的聽講；二曰英美法，習莢文的聽講；三曰法國法，習法文的聽講。我深不以為然，主張授比較法，而那時教員中能授比較法的，止有王亮疇、羅鈞任二君。二君均服務司法部，止能任講師，不能任教授。所以通盤改革，甚為不易。直到王雪艇、周鯁生諸君來任教授後，始組成正式的法科，而學生亦漸去獵官的陋見，引起求學的興會。
我對於各家學說，依各國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兼容並包。無論何種學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自然淘汰之運命，即使彼此相反，也聽他們自由發展。例如陳君介石、陳君漢章一派的文史，與沈君尹默一派不同；黃君季剛一派的文學，又與胡君適之的一派不同；那時候各行其是，並不相妨。對於外國語，也力矯偏重英語的舊習，增設法、德、俄諸國文學係，即世界語亦列為選科。
那時候，受過中等教育的女生，有願進大學的；各大學不敢提議於教育部。我說：一提議，必通不過。其實學製上並沒有專收男生的明文；如考時有女生來報名，可即著錄；如考試及格，可準其就學；請從北大始。於是北大就首先兼收女生，各大學仿行，教育部也默許了。
我於民國十二年離北大，但尚居校長名義，由蔣君夢麟代理，直到十五年自歐洲歸來，始完全脫離。
我六十一歲至六十二歲(十六年至十七年)任大學院院長。大學院的組織，與教育部大概相同，因李君石曾提議試行大學區製，選取此名。大學區的組織，是摹仿法國的。法國分全國為十六大學區，每區設一大學，區內各種教育事業，都由大學校長管理。這種製度優於省教育廳與市教育局的一點，就是大學有多數學者，多數設備，決非廳局所能及。我們為心醉合議製，還設有大學委員會，聘教育界先進吳稚暉、李石曾諸君為委員。由委員會決議，先在北平(包河北省)、江蘇、浙江試辦大學區。行了年餘，常有反對的人，甚至疑命名“大學”，有蔑視普通教育的趨勢，提議於大學院外再設一教育部的。我遂自動的辭職，而政府也就改大學院為教育部；試辦的三大學區，從此也取消了。
我在大學院的時候，請楊君杏佛相助。我素來寬容而迂緩，楊君精悍而機警，正可以他之長補我之短。正與元年我在教育部時，請範君靜生相助，我偏於理想，而範君注重實踐，以他所長補我之短一樣。
大學院時代，院中設國際出版品交換處，後來移交中央研究院，近年又移交中央圖書館。
大學院時代，設國立音樂學校於上海，請音樂專家蕭君友梅為校長(第一年蕭君謙讓，由我居校長之名)。增設國立藝術學校於杭州，請圖畫專家林君風眠為校長。又計劃第一次全國美術展覽會，但此會開辦時，我已離大學院了。
大學院時代，設特約著作員，聘國內在學術上有貢獻而不兼有給職者充之，聽其自由著作，每月酌送補助費。吳稚暉、李石曾、周豫才諸君皆受聘。
我於六十一歲時，參加中央政治會議，瞥與吳稚暉、李石曾、張靜江諸君提議在首都、北平、浙江等處，設立研究院，通過。首都一院，由大學院籌辦，名曰國立中央研究院。
十七年開辦，我以大學院院長兼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我離大學院後，專任研究院院長，與教育界雖非無間接的關係，但對於教育行政，不複參與了。
據《宇宙風》第55、56期(1937年12月、1938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