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問題包括兩個方麵：知識獲得的方法和知識確立的方法。前一方麵的問題實際上在上麵已經涉及，隻是偏重於客觀的方麵，而這裏則從主觀方麵來探討。中國傳統的知識論主張獲取經驗的知識，既然如此，獲得知識的方法便在於觀察現象、接觸事物。儒家的“格物致知”就包含這個意思。莊子說：“知者接也。”(《莊子·雜篇》)墨家說得更明白：“知，接也。”(《墨經·經上》)“知也者，以其知遇而能貌之，若見。”(《墨經·經說上》)這就是說，同事物遭遇、接觸，觀察其現象，從中獲得知識。
這種獲得知識的方法輕視思維的作用。孔子強調：“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論語·為政》)“吾嚐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論語·衛靈公》)與獲得知識的方法相聯係，中國古代知識論關於確立知識即“真知”的方法相應地就在於用經驗和行為作檢驗。荀子說：“凡論者貴其有辨合，有符驗；故坐而言之，起而可設，張而可施行。”(《荀子·性惡》)揚雄把這方麵說得更具體些：“君子之言，出必有驗乎明，遠必有驗乎近，大必有驗乎小，微必有驗乎著。無驗而言之謂妄。”(《法言·問神》
這種通過經驗檢驗確立知識真理性的方法同樣貫徹於中國古代科學包括數學。例如，中國古代數學常用圖形的分割、移置和拚合進行檢驗。三國時的趙爽用這種方法檢驗了勾股定理。他把圖形分割成若幹塊，然後移動拚合，用移動前後總麵積保持不變作為定理的檢驗。這種確立“真知”的檢驗方法進一步決定了中國古代科學知識作為經驗知識和“事實真理”的性質。
西方文化從柏拉圖起就主張，隻有用思維複現的本質世界即概念才是知識和真理，而關於事物現象的知識僅僅是“意見”。柏拉圖明確提出，思維用概念來認識事物的本質即獲致知識，他稱這種方法為辯證法：“當一個人根據辯證法企圖隻用推理而不要任何感覺以求達到每個事物的本身(按：即本質)；並且這樣堅持下去，一直到他通過純粹的思想而認識到善本身的時候，他就達到了可知世界的極限。”“這個思想的進程叫做辯證法。”①與這種用思維形成概念來獲取知識的方法相應，西方確立知識真理性的方法首先是邏輯證明。最基本的概念展開為公理，下麵各層次的概念展開為定理。定理之為定理，必須得到從公理出發的演繹證明。實際上，亞裏士多德徑直把三段論稱為“證明”。當然，西方科學也重視經驗檢驗。但是，經驗知識處於從屬於理論知識的地位。經驗知識的真理性首先取決於邏輯證明，其次才需要作經驗檢驗。愛因斯坦深刻而敏銳地指出這一點：“隻要這些用來作為演繹出發點的原理尚未得出，個別經驗事實對理論家是毫無用處的；實際上，單靠一些從經驗中抽象出來的孤立的普遍定律，他甚至什麼也做不出來。”②實際上，正是通過邏輯證明，經驗知識才成為普遍必然真理。同時，也是靠了邏輯證明，一個領域的知識才構成一個邏輯嚴密的體係，從而成為一門科學。
現象學尤其存在主義和釋義學哲學家提出變革柏拉圖主義，“擴充”本體論和理性，主張理性也得容納感性。尤其值得指出，他們提出，世界是存在的，但這種存在隻是對於主體才有意義，所以本質是在同主體“遭遇”時“顯露出來的”。這樣，認識就離不開人和物理實在的接觸和遭遇，也即離不開人的實踐活動。上述中國傳統知識論的知識獲得方法不是與此有共通之處嗎？此外，實用主義哲學提出，真理是主體在行動中建構起來的有效用的東西，這同樣使我們想起上述中國傳統思想。
4·知行關係觀
中國傳統哲學特別關懷行動，在知識和行動的關係上，重視行動甚於重視知識。孔子說：“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論語·學而》)“好學”在於“敏於事”，這就把知寓於“行”了。所以，他還說：“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論語·裏仁》)尤其他強調：“知之者，不為好之者；好之者，不為樂之者。”(《論語·雍也》)樂生於“好事”即踐行。這明確指出行動比知識重要。
與此相聯係，中國古代知識論強調“行難知易”和“行先知後”。
《尚書·說命中》說：“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孔子說：“仁者先難而後獲”(《論語·雍也》)。王夫子更把難易和先後聯係在一起：“故‘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艱者先，先難也，非艱者後，後獲也。”《尚書引義·說命中二》。王夫子還重申了孔子上述寓知於行的思想：“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同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還提出：“知必以行為功”(同上)。這就提出了，知識以行動和事功為效驗的思想。
中國古代知識論關於知行關係的觀點是同其關於知識性質和方法的學說相一致的。這種關懷行動，強調“行可兼知”、追求行動功效的思想在中國古代科學中鮮明地表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