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數學，(2)體育，生理學，(3)人文和社會科學、(4)表現性藝術與創造性藝術，(5)道德教育，(6)交叉綜合學科研究。並指出，上述6個方麵既自成體係，又相互聯係。而其聯係的程度應以學科性質而定。比如數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聯係就比數學與道德之間的聯係要容易自然得多。另外交叉綜合學科也有其特殊的意義，不應該忽視。勞頓認為，“如果肯定學校教育就是傳授年輕一代對世界的一般理解，為他們提供未來職業學習的一般基礎，那麼毫無疑問，其課程必須保證所有重要的知識不被忽視；同時不要因為過分地注重分科而忽視了各學科間的平衡。”這就是課程編製的兩個重要標準：
(1)公共課程要全麵囊括各學科體係；
(2)公共課程要力求取得各學科體係間的平衡。
最後，勞頓強調說，當我們談論公共文化時，我們的注意力就集中於知識形式，意義領域或學科體係方麵，它們是公共文化的主要部分。
3·文化分析與課程
編製既然我們肯定課程就是對文化的一種選擇，課程編製就是完成這種選擇的過程，那麼我們又該借助於哪種方法，以完成這一過程？
勞頓認為，長期以來，我們的課程編製實踐，其最致命的弱點就在於缺乏對文化進行全麵分析，所以所得出的關於學校應該提供哪些知識與經驗的認識往往是極其片麵的。“為了使課程編製能夠建立在更加合理，更加正確的文化選擇上，完全必須規定一組保證文化選擇的原則和步驟，而這就是‘文化分析’(culturalAnalysis)”。文化分析方法一般說來，可以分成“分類法”(classificatorymethod)和“解釋法“(interpretivemethod)兩種。分類法著重對社會文化進行縱向，橫向的剖析，列表，從而建立文化分類體係；而解釋法則重視把文化當作一個整體看待。勞頓認為，分類法的危險處在於過分拘泥於大量的細節材料，而無力作出一般化的概括，或者有時又容易以局部印象代替一般性結論，結果錯誤地解釋了社會。總之，使用這種方法容易導致研究者僅僅從個人思想意識出發去看待社會，把本來值得探究的文化現象當作理所當然的東西，承認並接受一切既成事實的價值標準而不對此作任何檢驗，同時，還極易受到傳統力量的支配。為此，勞頓建議研究者必須超脫於社會，與社會拉開一段距離，以“局外人”的身份來觀察和分析社會。勞頓說，“雖然這樣做，仍無法保證每位觀察者對社會所做的分析是客觀中立的，但至少可以提醒他們如何提防自己的武斷和偏見。”至於解釋法，勞頓認為，這是針對分類法的定量研究而言的。雖然文化的某些方麵是可以進行測量的，但我們要提醒自己注意，不要老是去測量那些容易定量的東西，並因此被那些測量數據所左右，因為文化分析遠比人力規劃複雜得多。當然要想弄清課程是如何從特定社會文化中抽譯出來的有時不可避免要研究有關知識、技巧、價值觀等細節問題，但正確的態度是必須將分類法與解釋法結合使用，把定量研究與定性研究統一起來。
在勞頓看來，文化分析方法被用於課程編製實踐，必須探討下列問題：1)現存的社會是什麼樣的？2)它以一種什麼樣的方式發展著？3)社會成員希望它如何發展？4)人們采用了哪種價值觀，哪種原則，哪種教育手段去促進社會的發展？同時，目前的學校製度及課程改革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適應了社會需要與社會變革。文化分析的實際目的就在於通過精心設計的課程，來發展一種有助於滿足生活在特定社會之中的各個兒童日後需要的能力。而完成這一過程又需要1)根據主要文化衡量的參數做出決策。2)製定一種可以被廣泛用手描述任何社會的分析方法。3)利用上述主要參數，擇定一種可以對具有教育意義的知識與經驗進行分類的方法。關於最後一項，勞頓指出，以往大量的探討都隻是集中在對知識本身的分類上，而較少地注意精確描述現存社會，從社會現狀中進一步確定有關各個認知發展階段中，年輕一代所需要的知識種類。為此，勞頓又進而提出課程編製的具體步驟。
（第一階段）首先討論哲學問題，即通過分析人類文化的共同特征一知識形式，確定教育目的及知識價值觀。勞頓認為，所有教師都應該係統地考慮上述問題，並在實踐中處理好它與其它問題，如社會學問題的關係。
（第二個階段）主要討論社會學問題，即通過分析特定社會文化的變量、判斷現存社會性質及理想的社會藍圖，確定教育的社會職責。
勞頓認為，這一階段的工作是較繁雜的，我們必須著重弄清哪些社會變革能給予教育以極大的影響，哪些教育手段能有助於社會的改善。
（第三階段）即在討論哲學問題和社會學問題基礎上，著手對文化進行選擇。勞頓認為，這個階段的選擇可以是純粹理想的選擇，不必過多地考慮學校特定的條件(如師資設備等情況)，或傳播這一文化選擇(課程)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