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768-824年)，字退之，唐代河內南陽(今屬河南孟縣人。韓氏先世曾居昌黎，韓愈依祖籍自稱昌黎人，後人亦稱他韓昌黎。晚年官至吏部侍郎，後世因而稱為韓吏部。逝後諡曰“文”，後代又稱為韓文公。韓愈是唐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學家和教育家。
韓愈生在一個世代官僚的封建家庭裏。祖父韓睿素，為唐桂州都督府長史。父親韓仲卿，做過潞州銅尉、武昌令，是一位政紀嚴明、使“奸吏束手、豪宗側目”的地方官，後官至秘書郎。叔父韓雲卿，做過監察禦史、禮部郎中，“當大曆世，文辭獨行中朝”，在文學界負有盛名。長兄韓會，“善清言，有文章，名最高，然以故多謗。”
官至起居舍人，後貶韶州刺史。
韓愈3歲時，父母雙亡，由兄嫂韓會夫婦撫養長大。他在《祭鄭夫人文》一文中回憶說：“我生不辰，三歲而孤。蒙幼未知，鞠我者兄。在死而生，實維嫂恩。”他一生處在社會動蕩不安的階段，個人生活經曆比較曲折，鍛煉了他敢於進取、勇於奮鬥的精神。
韓愈生活在安史之亂後的中唐時期，經曆了代宗、德宗、順宗、憲宗、穆宗5個皇帝執政的年代。安史之亂後，叛軍的將領搖身一變，轉為唐王朝的節度使，他們掌握武裝，各霸一方，名義上服從朝廷，實際上是封建割據勢力，是製造內亂的禍根，所以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同分裂的地方割據勢力之間的鬥爭，成為這一時期的主要矛盾。地方割據勢力在德宗當政年代尤其猖獗，公元781年，淄青鎮、成德鎮、《韓昌黎集科鬥書後記》。
《柳河東集先君石表陰先友記》。
魏博鎮諸將領因爭傳子製而舉叛旗，山南、平盧節度也相繼稱亂；年王武俊、李希烈反叛；783年朱、李懷光又作亂，禍亂繼起，無有寧日。朝廷依靠文臣武將的效忠，用盡氣力，才平息叛亂，然禍根未除，不時萌發，危害國家統一。到了憲宗當政的年代，又相繼出現劉、王承宗、吳元濟、王廷湊諸藩鎮叛亂，麵對這些叛亂，如何處置，成為中心問題。韓愈主張加強中央君主集權，維護封建國家統一，消除割據勢力，他在政治思想上強調君權，區分君臣名分，“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要求藩鎮遵從朝廷命令，不可成為割地稱王對抗朝廷的軍閥。他在行動上也積極參與反對藩鎮割據的鬥爭，曾助董晉平定汴州叛亂，助裴度平淮西叛亂，又曾奉命宣撫鎮州，這些都是他維護國家統一的實際行動，體現他在重大政治問題上有膽有識。
在思想文化方麵要起到鞏固封建中央集權製度、保證穩定全國的社會秩序的作用，統治者手中的思想武器不外是儒、佛、道。佛、道雖然在控製人民思想方麵為封建製度服務，但它不事君父，不當兵不納稅，對於維護中央集權製度，卻帶來危害。統治者從曆史經驗教訓中感到要鞏固中央集權製度，必須調整儒、佛、道的關係，提高儒學的地位。韓愈敏銳地覺察到這種社會需要，認為國家要以孔孟之道為思想支柱，大力提倡忠君孝親，他舉起複興儒學的旗幟，挺身大呼，發出尊孔孟排異端的號召。他堅決倡導排斥佛教道教，重點是反對佛教。他反對宗教主要的理由有三：首先，從經濟方麵指出弊害，由於宗教提倡出世，僧侶道士不農不工不商，遊手好閑不事生產，成群的人吃白飯，耗費社會財富，是造成人民貧窮與社會動亂的根源；其次，從政治倫理方麵指出弊害，佛教隻強調個人的修行，拋棄一切社會義務，“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韓昌黎集原道》。
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這是違背封建禮教的；再其次，從社會文化傳統方麵指出其弊害，佛老之道是棄仁與義，而中國的文化傳統則是儒家的仁義之道。仁義之道貫串於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各方麵。“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
其為道易明，其為教易行也。”這是一幅封建社會秩序的藍圖。佛教是“夷狄之一法”，各方麵都與中國千百年來的傳統相違背。韓愈麵對著巨大的宗教勢力，主張采取強製性的政治措施，勒令僧眾還俗，焚毀佛教經卷，沒收寺院財產。
這種主張，代表了世俗地主的經濟利益，目的在於維護中央集權製度。
唐代封建統治階級為了適應政治經濟變革的需要，為了宣揚儒學以反對佛教，要求改革齊梁以來四六排比的駢體文，采用接近口語的散體文，逐漸興起了與駢體文相對抗的新古文運動。陳子昂是新古文運動的先驅，後繼者有肖穎士、元結、李華、獨孤及、梁肅等，使新古文運動獲得開展，但要取得勝利，需要更有力的推進。韓愈領導了唐代中期的新古文運動，他提倡以儒學作為新古文的思想內容，革新文體，並寫出了相當數量的優秀散文作品，他和同時代的柳宗元協同把新古文運動推向高潮，使散體文終於取得壓倒駢體文的勝利，從而使唐宋古文得到了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