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怕在這位作家眼裏，我也是個落魄海外的教書匠，所以我什麼也沒有說。而且，不久後我明白了這位作家遠非中國最傲慢的文化人。我在上海遇到一位舊日文友，在飯桌上，他衝著我說了一通“號稱西方富國，其實最小氣”等等的話。例子？他與一個洋人吃飯，結束時對方竟然提議“AA製”平攤付賬！我本人從來沒有在西方聽說過這個詞，隻聽說過Let's go Dutch——按荷蘭方式分賬。舊友說那話是在飯桌上，我當然不會再有膽量建議平攤付賬，就伸手取了賬單，朋友照例來搶奪一番，這次我絕對不能鬆手，他就鬆了手。細想一下，在西方餐館，除非事先說明何人請客，不然就自然“荷蘭化”。記得在美國加州一家餐館，看到過一對中年以上男女，好像是舊情人重逢，雙方眼裏著火恨不得熔成一堆。結賬時，卻做荷蘭人。這種場麵，開始我也不習慣，後來卻習以為常，覺得至少比中國人餐後必有的推拿遊戲自然——你看到幾個人在搶付買單，就知道必是中國人：小小喧騰後麵，常有人際關係計算，所謂送禮政治學。
反過來想一想，中國知識人，現在能嫌一般西方人小氣，這是好事。至少許多中國人的確已經超越小康，超越當荷蘭人的水平，到了大方時代。而許多知識人也已經加入中產階級，為什麼不值得慶賀？我去過倫敦最成功的一家出版社（哈裏波特的出版社）女社長的家，她丈夫是英國最重要的書業雜誌主編。應當說，他們家相當不錯，但是與中國出版家比，就實在小氣。我在北京到過一位刊物主編，一位出版社副社長的家：180平方米，三廳四室三衛，相鄰兩套房子打通而成，室內不說溜冰，至少開舞會綽綽有餘。如果說這是他或她對改革有功，得到連續若幹年的“最後一次分房”之賞賜，室內裝修卻還是自己掏腰包付的：豪華程度，一個類似五星賓館，另一個像京劇舞台。
還有一位朋友，一位有點名氣的批評家，每年可以應邀到西方開會的“國際學者”，她重訪歐洲，向我評論說：“怎麼十年了，這個城市麵貌沒有什麼變化？”我愕然，沒有想過為什麼每個城市都應當日新月異。她又抱怨歐洲各城市旅館之簡陋：“在中國，我會拒絕住！”我更悚然，不知歐洲如何開罪了這位經常要來歐洲的大學者。她看到我的表情，解釋說：“不是我挑剔，如果我在香港住這樣的旅館，沒有一個記者會采訪我！”她的結論是：中國的發展速度值得驕傲，中國大城市的消費水平已經超過歐洲，正在直追美國。
她的判斷我同意，她的驕傲我認為正當，她的預言我相信，卻不敢苟同。正當歐洲許多城市開始“自行車化”，北京這個全世界羨慕的自行車城，卻變成一個狂躁的汽車城。自行車還有若幹，隻是騎在自行車上的，已經隻有藍領中國人，以及想領略自行車城最後餘韻的老外。凡是有點自尊心的青年才俊知識人，早就開車，而且開大車。“美國人能開大車，為什麼不讓我們開？”這說法當然無可反駁，符合民族主義，也符合“擴大內需”的要求。
不用看大學教師宿舍區停滿的小車，隻消看一下各種“學術會議”餐桌上剩下的菜饈數量，看一眼那條吃了幾小筷就倒入泔水桶的尺把長大魚，你就知道你身居當今的中國知識人中間，決不是在任何歐美大學。
唯一需要忘記的，隻是中國人均資源占有量這個小小的數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