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學生從中國進修中文回來，給我看他們用的教科書《走進中國》高級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書印得很漂亮，內容也比以前的課本有趣得多，讓人對從事對外漢語教學這一行的朋友肅然起敬。這個學生翻到第13課《為人父母的資格》，給我看這麼一段：
據說在新加坡，政府鼓勵那些文化水平高的年輕人生育，對綜合素質較低的人，則限製其生育，這就無怪乎其國民總體素質那麼高了。
學生臉漲得通紅，我大惑不解。他說：“用限製生育改造人種，這是納粹思想！”我這才想起，這是個德國學生：德國青年對這些問題很敏感。我解釋說，中國農村人口真是太多，而且生育率過高。“學而優則生兒女”，想法至少不錯。他反駁我說：“政策是權宜之計，這篇課文講的卻是道義原則。如果全體中國人都得像新加坡那麼‘高素質’，全是‘高文化水平’知識分子，那又是一個可怕的‘純種民族’！”
我覺得這位德國小青年言辭太過，中國有中國的國情。但是，從道義原則上說，我無言以對，此事弄得我挺窘的。正好有個中國來的教育代表團，路過倫敦大學開座談會，我就提出這個問題，無非是說，教西方學生時，最好明白對方的心理，避免這類有爭議的題目。我話音剛落，代表團副團長，一位高大美貌顯然很有智慧的女性，義正詞嚴說：“我完全同意我們教科書這篇課文的觀點，中國人可以有自己的人口素質觀念。我們不必拿外國學生的價值作為我們編課文的根據。”
話說到這個分上，當然不必談下去：我一向缺乏討論大題目的勇氣。我回到圖書館做我的笨學問，不料正好就翻到杜維明先生的大作。這位“工業東亞企業巨子”意識形態的製作師，正好有一段說到當今的德國青年。
西歐就要沒落了。但他們的反應並不是積極朝向工業發展，反而是享樂主義，今朝有酒今朝醉。譬如，西德許多人到泰國旅行，揮金如土，根本不要儲蓄，認為沒有什麼遠景。東亞社會的儲蓄相當可觀，比例很高。（《儒家自我意識的反思》台北1990，139－140頁）
杜維明這種說法，經濟學上的謬誤，恐怕現在大家都明白了。但是這裏還有一些最根本的價值觀問題——這篇小文，隻談印象，大問題先擱開。不過看來杜維明認真與歐洲青年做了對手：如此“沒出息”的遠遠不止是德國人。近日英國消息，1998年，有一對年輕夫婦辭掉工作，變賣家產，買了一艘帆船。他們有三個十歲不到的子女，竟然讓他們全部停學，全家環航世界。三年後回到英國，已經換了一個千年。“失學”三年的三個孩子，全身黧黑，被各地小學當作英雄，請去講遠航故事。
可以斷言：中國的城市裏，會有敢於散盡家產去冒險天涯的浪漫年輕人，但是沒有敢讓孩子中斷三年正規教育的知識人父母。
又說回中國。一位丹麥朋友，熱愛中國，到中國訪問，想拜訪某位他崇拜的，並且正在“試譯”的青年作家，向我要地址。我想，一個中國作家未必會拒見遠道而來的北歐崇拜者兼熱心翻譯者吧。後來，我遇到這位作家，他說：“今後不要把我的電話給落魄洋人。你介紹的此人，竟然坐公共汽車到我家來！”
我聞此言，惶然不知所答。本想辯護幾句：在華人城市裏，公交大抵隻是為藍領服務。但是在西方，除了大富大貴者，一般人有急事才坐出租車。公交地鐵裏，白領藍領摩肩接踵。好像誰也沒有失去當作家崇拜者的資格，因為作家本人也坐在公交車裏。這不僅是一個消費水平問題：在西歐北歐，坐公交不便宜，至少不比中國的出租車便宜。但是選擇交通工具，還有個習慣問題：如果在歐洲沒有揮手叫Taxi的習慣，到中國也難以算計出無妨坐出租。